一、语源：
此字原出于希腊字「Syneidesis」，意谓「同知」或「自知」；拉丁「Conscientia」为其同义字；我国就意义而不就字义译作「良心」。此字就本义而言，不只含有「自知」之意，而且亦含有对「意识作为」好坏的判断之意；我国「良心」二字也正含有此意。
在《旧约》内，除比较晚出，曾受希腊时代思想影响的智慧篇外（17:10），不见有用此字之处。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良心」的意识或观念，而是说在《旧约》内不用此字，而用其他的字，即「心」字来指示「良心」（撒上24:6;25:31;约27:6;咏17:3）。在这一点上与我国，甚或东方人的思想很相接近。希腊人，甚或西方人的思想重视「知」，而我国人和东方人却重视「心」，以「心」为人生的中心和出发点，所以凡事都离不了「心」：如恶心善心，有心无心，心领心会，心钝心智，扪心自问，问心无愧等。
诚然，不但在《旧约》内，即在耶稣时代和相继而起的犹太经师时代，犹太人也没有一特殊字眼来指示「良心」，或对「良心」为伦理行为准则的道理，有什么特殊的演进。在经师的着作内，「良心」问题，事实上，也不过是指「善恶冲动」的斗争，并不是内心对善恶的考虑；并且这番争斗是受外在魔力的影响，而引起的一种涉及神话式的争斗。稍后，在十二圣祖遗嘱伪经内，对「良心」虽有较为明确的观念，「良心」一字亦散见于这本伪经内；但因为越来越注重形式主义，拘泥于法律的外在遵守或违犯，不注意行为的内在心理和动机，忽略了人性的自省和反省，因此对于「良心」问题，始终没有一较清楚的概念。
《新约》是由《旧约》而来，因此这一现象也不免出现于《新约》初期，在《四福音》内，就没有一处用过这一特殊字眼。这当然只就用字而言；就内容，《四福音》是与犹太经师的着述有天渊之别的：《福音》所攻击的就是虚伪的「法律形式遵守主义」，始终注重内心，要人反省，自问，悔改，在真理上，诚心诚意敬拜上主，天主（玛3:4-12;6:7,23;谷7:1-23;路6:39-46;13:1-5;若3:1-21;4:19-26）。犹太人主张人的行为，完全受外在法律的统制，以「梅瑟法律」为人的行为惟一绝对的准则，不以私人自决的判断有什么价值，而只依然照「梅瑟法律」和经师的传授，判决一切能有的事理；主张绝对的「他律」（heteronomos）。基督的教义不然，主张人享有相对的「自律」（autonomos），以自我的「良心」为人的行为的最近直接准则，要人依照「良心」与天主往来，事奉天主（玛5:8,28;15:8,9,18-28;22:37;谷3:5;16:14;路1:51;24:25）。所以基督的教义与犹太人的教义是互相对立的：一实一虚，一真一伪。
二、意义：
基督教教义对「良心」观念的含义，在基督的教训内虽已孕成，但使我们清楚明瞭这一观念的含义的，还是圣保禄。圣保禄将这字输入了基督教的教义内；全《新约》内三十次用了这字，圣保禄就占二十五次。固然，他没有依照系统讨论「良心」的问题，但由他采用这字的地方，可以推出他对「良心」所持的见解：
1. 「良心」之于外邦人就如「梅瑟法律」之于犹太人。外邦人依照「良心」自行反省，而决定行为的取舍，有自己的「良心」给自己作证行为的好坏；所以享有相对的「自律」（罗2:12-16）。
2. 不但外邦人，即使基督徒在遇有疑难，须决定一事的取舍时，应随从「良心」的指示，即使有时可能判断错了，仍应随从。由此可见，保禄是以「良心」为人行事的最近直接准则（格前8:4-13;10:23-30）。
3. 保禄自己也常谈到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为人行事常凭「良心」；尽宗徒职务，决没有居心不良的企图；也要求接受他《福音》宣讲的人，凭自己的「良心」判断他的为人（得前1:5;2:1-12;格后1:12;弟后1:3;宗23:1;24:16）。
4. 「良心」的纯洁无罪，是凭对基督的信仰，接受他的洗礼，赖他的赎罪血祭，而获得的（希9:9-14;10:22;参见伯前3:21）；为此，「良心」的好坏是与信德分不开的（弟前1:19;3:9;4:2;铎1:15），是以爱德行事的（弟前1:5;罗14:13-23;格前8:1-3,11-13），是具有基督的精神，在基督内生活的（弟后1:3-14;罗6:11-14;8:1-17），而不是凭着「良心」就可以任意行事的（格前6:9-20;罗14:1-12），因为天主拯救了人不作法律和罪恶的奴隶，而作了基督的奴隶，生活于正义，随从圣神的指引，实行天主的旨意（罗6:18-22;8:2-11;格前7:22;弗6:6-8;迦5:24-26）。
三、保禄「良心」思想的渊源：
在《新约》作者中，只有路加不是犹太人，在宗徒中，又只有保禄受过希腊罗马教育（宗22:3），他们二人又彼此有师徒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着作中，都引用了一些希腊名词；「良心」一字就是其中之一（宗23:1;24:16）。
保禄引用的希腊名词，有一些是当时哲学派所习用的术语，因此一些近代学者就以为保禄根据的，是这一学派或某一学派的思想。这一点似乎很难说得过去，因为保禄引用的希腊名词，虽与一些哲学派别习用的相同，但其中的含义却不完全相同或竟完全不同；就如「良心」一字，本是斯多噶派习用的术语，但斯多噶派所谓的「良心」，是指纯出乎泛神论的一种与宇宙（斯多噶派以宇宙为神，以神为宇宙魂）相契合的理性自觉，所以谓之为「同知」。人既已与宇宙（神）混为一体，以神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就再无「自律」可言。保禄不然，保禄以「良心」是人对超越万有，独立存在的天主的权威自作的反省，是人依照自作的反省，对天主的权威服从不服从所作的取舍；为此，「良心」好比是天主与人间的仲裁与见证，知道天主所要求的和人所应取舍的；为此称「良心」为人之「同知」，可以呼「良心」对天主或对自己作证。
这端道理原是《圣经》内的一端大道理，《旧约》内亦讲得相当清楚，《旧约》要求人听从天主的声音（创2:16,17;3:11-13,17;出5:2;19:5;申26:14;耶3:13;7:23,28），要求人在天主面前或同天主行走（创6:9;申5:33;肋26:3;依2:3;耶6:16），要求人听取天主的教训（申4:1;依2:3;54:13）；并且明说天主要与人结立「新约」，是将他的法律刻在人心上（耶31:31-34;则11:19,20;36:22-28;参见希8:8-13;10:15-17）。
到了《新约》时代，天主藉自己降生成人的圣子向世人说教（希1:1,2），以新法律成全了旧法律（玛5:17-20），向世人所要求的仍是要人听从他的声音（玛3:17;17:5;若10:3-27;12:28,30;18:37），在他面前同他行走（若6:67;8:12;若一2:6），听从天主的教训（若6:45;7:16-18;8:28;14:26;16:13），心体力行天主的旨意（玛7:21;13:10-17;若5:37-47）。
保禄是一位杰出的经师，基督特选的传道工具（宗9:15,16），就以《旧约》的经义来阐明发挥，基督建立《新约》赋与人心藉爱德行事的「信德法律」（罗3:27），藉这法律人与天主来往（格后5:7;哥2:5;参见若17:3），度基督徒的生活；藉这法律人自知，天主的爱藉圣神已倾注于人心中，使人不再随从欲望，而随从圣神的指引生活（罗5:5;迦5:16-25;弗4:1,17;得前2:12）；信德坚固活泼，「良心」就精明能干；信德薄弱，「良心」就迟钝；信德丧失了，「良心」就没有了（罗14:22,23;格前8:7-13;16:13;弟前1:9,12-14,19;3:9;6:12）。由此可见，保禄所讲的「良心」道理与当时的哲学宗教思想有多大的分别；他只不过利用了当时民间惯用的一带有哲学宗教思想色彩的名词，来指称他所谓的「良心」；至于其中的含义，全是出于《旧约》的经义和《新约》的精神。
我国神学历来不甚发达，伦理学却相当发达；自古对于伦理就有很精微的立论。伦理学是离不了神学的，所以我先民就很深信神的存在，常视伦理为「天理」，而不可侵犯；以「天理」来解释伦理，以「天理」为「良心」之本，常与「良心」相提并论：谓「良心」为「天良」，谓「天理」为「天意」。
我国伦理学的偏差，是在于忽略了「神」的观念，而只注重了「人」的观念，以「人」为伦理的出发点和中心，所以伦理对人生发生的关系不够彻底。
孟子早就提倡「良心」（告子上），「良知良能」之说（尽心上），汉、唐学者对之多有所发挥；到了宋明二朝，理学兴盛，周、程、朱、王对「天理良心」，「良知良能」，更有独到精辟的阐明和发挥，以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然唐、宋、明理学，事实上，都受了佛教的影响。基督教的思想远在唐代已传入中国，但因没有如佛教的译经运动，士大夫无以得悉全盘基督教教义，因而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不能发生作用。今日基督教人士尽力向国人介绍基督教思想；国人因与基督教文化国家人物多相接触，较以往更明瞭基督教的教义。若我国儒家学者，在明瞭《圣经》所讲的「良心」道理以后，以之来补充阐明、发挥中国的伦理，「良知良能」之说，又必是另一天地。
见法律、恩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