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古代的航海事业，是一种非常困难及危险重重的尝试。这一点《圣经》上也有所表示（德43:24,26;箴30:19）。盖一来船只的构造既简且陋，二来衡量时间，辨别方向，测量水深的仪器几乎全无，或有也等于无，形同虚设，其困难及危险可见一斑。但不可否认的，是航海事业远在数千年之前，已经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上。究其原因及目的，不外是为了财利，或迫于环境，比如最早最着名的航海民族希腊及腓尼基人，就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挺而走险，向海洋进军发展的。
一、《旧约》古代：
以民进入许地后，虽近居地中海，但沿海的良港地区，始终被培肋舍特人及腓尼基人所霸占，以民不得染指，故对航海的尝试，只是力不从心的，抱着观望的态度。《圣经》最早关于以民航海的记载，是撒罗满王在厄东城，红海之滨，靠近厄拉特的厄兹雍革贝尔建造船只（列上9:26），由此处开航前赴敖非尔，运返黄金达四百二十「塔冷通」（列上9:27,28）。为确定这次航程的远近，首先应确定敖非尔究在何处。可惜，这是至今未获确切答案的一个难题。不过若说敖非尔位于阿剌伯半岛，似乎更为正确。撒罗满船只的构造及形式，按考古学者们的结论，应不外是：船重不会超二百五十吨，中间有长方形的帆，及控制船帆的绳索，只有一层桨出露于船面，船尾的下方有两只大桨，用以调动船行的方向，大约是模仿了腓尼基船的造型。
撒罗满（公元前九三○年）死后，因战争连年，以民的航海尝试成了昙花一现的陈迹，直至约沙法特（公元前八七○～八四八）时代，才联合北国以色列及提洛再度于厄兹雍革贝尔建造塔尔史士船只，准备重赴敖非尔运输黄金；但船甫驶至阿卡巴海湾，即遭遇暴风雨的打击，船队尽坏，于是中途而废（列上22:49）。
以民在航海事业上，虽远不如其他民族，但他们对船只的构造及沉船的悲哀，却是知道的，比如厄则克耳先知，在他预言提洛将像一只豪华的大船沉没海底时（提洛亡于公元前三三二年），就曾经描写的淋漓尽致：它以色尼尔（即赫尔孟山）的松柏制舷板，以黎巴嫩的香柏制桅樯，以巴商的橡木做橹桨，用由基廷运来的松柏，做嵌有象牙的甲板，以埃及的绣花麻布做帆幔，旗帜，用厄里沙岛的紫色与朱色布造船篷，并有漆冬及阿尔瓦得的水手替它摇橹，责默尔的技工作舵手，革巴耳的老练技工修理漏洞（则27:5-9），但这只大船却经不起强风暴雨的袭击，摇摆欲沉，水手喊声震天，争相逃避，在岸上惊的目瞪口呆，看着它沉没（则27:26-30;参见默18:17-19）。
二、《新约》时代：
在《新约》上惟一对航海比较清楚的记载，见于宗27章，是章叙述保禄于公元六二年乘船解往罗马的事迹。由凯撒勒雅开船，第二天在漆冬靠岸，继航遇逆风，只得沿塞浦路斯岛之东面航行，抵达里基雅的米辣港，在此港口换乘较重的载粮船，有乘客三百七十六人，船行甚缓，又遇逆风，被迫靠着克里特岛的背风海面驶行。可是正当此际，忽有飓风向岛上吹来，船不克逆风而行，只好随风飘流，危险与日俱增，第二天将货物拋往海中，第三天又将船具拋弃，以减轻船身的重量，又因天气阴云满布，不见日月星辰，失却了方向，飘流至第十四天，夜间水手们忽疑陆地已近，拋下测铅，得二十寻（约合三十七公尺），再试，得十五寻，于是投下四个锚停船，以待天明，免得夜间盲目触礁。天既亮，果见一海湾，于是企图航行靠岸，但不久，船即浅搁于沙滩，众人泅水上岸，终于获救，但被困于默里达岛竟达三月之久。
三、航海的技术及仪器：
关于这一点，《圣经》上的记述，可说是凤毛麟角。但是得助于考古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我们仍可以对三千多年前的航海技术及仪器，略知一二：太阳、星辰及风向是古代水手们决定及保持航位方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白昼航行时，水手应凭记忆力，来辨别海岸的形势。但又不能太靠近海岸，一来免得触礁，二来免受沿海强风的袭击。昼间日出日落之处，给水手指示东南西的三个方向，夜间只有依赖星宿的位置而断定方向。其次，海风不只推助船身之运行，亦帮助水手辨认方向，盖在地中海按着季节的不同，大都有一定风向的风在吹刮着。最后，海水的深度及水流的形势，也是帮助水手确定船位及方向的基本因素。测量水深的方法则是只用铅垂线（亚7:7-8）。这种铅垂线的构造，是以细长的绳索，绳之一端系有铅块，用时将铅块拋入海中，铅块接触海底时，绳索上所指出的数目字，就是海水的深度。这些虽然都是简陋不堪的仪器，却未能阻止古人作远行航海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