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中东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只有强权富贵及卑微贫穷的两个极端相对的阶级。但是，由后来所发现的古法律文件证明，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皆有保护穷人利益及立场的明文规定。惟有在希腊帝国时代的穷人最为可怜，毫无保障，到走头无路时，只有全家卖身为奴，受富贵人家的驱使，这是《旧约》及《新约》时代大致关于贫富不均的社会背景。
以民在它的初期时代，亦就是自建立至君主时代，或谓自它由半游牧生活而转向定居生活的时期间，贫穷似乎并未成为当时社会或宗教的难题，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盖一切家庭都在过着贫穷的日子。直至它在许地定居之后，开始有了个人事业的发展，有了商业上的往来，有了金钱货物的出入，有了个人家庭私产的购置占有，再不是全族或全支派的共同产业时，格外是自君主政权建立，社会上出现一些特权人物，特权家族，全体百姓应缴纳赋税及体力服役之后，才渐渐在以民间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
一、法律上对穷人的保障：
梅瑟在天主的默感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社会情形即将出现，故此在他的法律上，也早就订立了保障穷人利益的条文：凡是因贫穷卖身为奴的人，服役六年之后，应无条件的还其自由之身（出21:2），尽可能的使他满载而归（申15:13-15）。安息年上，穷人有权自由摘取土地不耕而自生出来的果实（出23:10-11）；判宫对穷人的诉讼不可歪曲正义（出23:6），天主自己是穷人们的保护，代穷人伸冤（出22:21-24）；富有的人不应压迫贫穷的佣工，不应欠压他们的工资（申24:14-15）；相反，应大方地向穷人借贷、施舍或赐予（申15:7-11）；不应索取利息或重利（肋25:35-37），收割时，应留下些许让穷人拾取（肋19:9）。
二、先知们替穷人伸冤：
梅瑟固订立了爱护保障穷人利益及人权的法律，但是紧跟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贫富悬殊的日益明显，穷人的处境日渐困难，益无保障，受尽权势人物的欺凌压迫，这尤其以君主政权成立以来为最。正在此时，出现了一批满具大无畏精神的先知，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富贵的恶人斥吓痛责（亚2:7;4:1;5:11），预告他们将得灾祸（依5:8），因为他们「屈枉小民的案件，剥削我穷民的权利，攘夺寡妇和劫掠孤儿」（依10:2）；「压榨我的百姓，折磨穷人的脸面」（依3:15）；不遵守与天主订立的盟约（亚2:9），故此天主将毁坏其君国（则22）。穷人却将获得天主的喜爱及安慰（依29:19），要首先听到天主的喜讯（依61:1），上主自己将是他们的救主（耶20:13）。
「困苦」「贫穷」的人，亦用来指受充军磨难的以民（依49:13），或指熙雍（依51:21;54:11），这种观念使后期的一些先知，尤其是充军之后的先知及一些圣咏的作者，将穷人与热心的善人及义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二者完全相同（咏25:16;40:18;69:30;86:1;109:22）。充军之后，以民的处境固然的确贫困卑微，常受巴比伦及波斯强权的压迫，他们惟一的依赖只有上主天主，诸凡投奔依赖上主的人，自然是心地谦虚，善良，及热心的善人，这种人的祈祷，天主是不会拒绝的（咏9:13,19）。于是贫穷的观念有了变化，它不再是只指纯社会阶级的受苦的穷人而言，它开始进入了宗教神学的范围，不只指一种现实的情形，而更是指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三、智慧书上关于贫穷的言论：
所谓之贫穷富贵只是两个相对的观念，二者都不是绝对的好或恶。贫穷固然不好，但是一个敬畏天主的热心穷人，却远胜过邪恶的富人（多4:21;咏37:16;箴15:16;16:8;17:1;19:1,22;28:6;训4:13）；财富固然好，但若不以正义的手段存积或利用，则难免犯罪（德13:30），健康强壮的穷人胜过百病缠身的富翁（德30:14）。但两个极端似乎都不是理想的处境，故此作者衷心祈求说：「贫乏或富裕勿赐与我，只供予我必需的食粮，免得我吃饱了，背叛你说：『谁是上主？』或是过于贫乏，因而行窃，加辱我天主的名」（箴30:8-9）。这种祈祷的依据是以民以为富贵或贫穷皆来自天主上智的措施（箴22:2;29:13;德11:14;见申15:11;撒上2:7），「上主赐的，上主收回」（约1:21）。
人贫穷的原因多次是由于人的懒惰（箴6:10-11;10:4-5;19:15;24:30-34），酗酒过度（德19:1），生活奢侈（箴21:17;23:20-21;德18:32-33），固执于恶（箴13:18），追求虚幻（箴12:11;28:19），想发横财等而来（箴20:21;28:22）。当然除了这些人为的原因之外，天然的灾祸及战争也是使人致贫的重要因素，虽然《圣经》上绝少提及。
虽然如此，《约伯传》仍然赞美对穷人大方施舍的美德（约29:12,16;30:25;31:16），并清楚地描述了穷人的可怜处境（约24:2-12）。
谷木兰的宗教团体很重视贫穷，自动甘心度团体贫穷的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按照《圣咏》的记载（咏9:10;72:12-13等），穷人及善人是没有分别的，盖默西亚亦曾被描写为贫穷人（匝9:9）。但是公元七○年以前的经师们，对于贫穷却采取了卑视的态度，认为是天主的惩罚，是应尽力躲避的灾祸；相反的，财富却是天主祝福的明显表征。直至耶京失陷之后，才又重新提倡及赞美贫穷的善人。
四、在《新约》中：
虽然《旧约》关于贫穷的言论非常之多而且杂，但是贫穷在宗教观点上的真正意义，却是在《新约》中才被正确地阐明出来。耶稣对于贫穷的言论并不太多，他认为贫穷是人生社会上必有的一种现象（若12:8）。他自己，自生于马槽至被埋葬在坟墓里，一生过了贫穷的生活，以实际的行动指出了贫穷的可贵。在他的传教时期，是由一批热心的妇女及善人赒济他的生活需要（路8:3），故此他可以坦然地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路9:58）。他也如此教训愿意获得永生的富少年，应变卖一切所有，施舍给穷人，然后跟随他（路18:22;5:11,28等）。有财产的人当善自利用（路14:12-14;6:30-34;12:33;19:8-9;3:10-14等），并严厉责斥狠心的富贵人（路16:19-31;12:16-21;1:51-53），赞美只给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间接地责备了那些吝啬的富人（谷12:41-44等）。宣告穷人将得《福音》的传报（玛11:5;路4:18;见依29:18-19）。穷人或神贫的人将得天国的产业，意即将进入天国（玛5:3;路6:20）。耶稣虽然视财富为人进入天国的阻碍（玛6:24;10:9-10;19:21-26;谷10:23-31;路12:15-21;14:33;18:20-30），却没有要求改变社会的现象。
应当注意的是《新约》上贫穷的观念，格外路加所说的穷人，与当时希腊文化界所说的穷人并不完全相同。它不是指社会上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穷人而言，它的出发点是基于宗教及神学的观念。它很相似《圣咏》上所说的那些与穷人等量齐观的「谦逊、卑微、心地善良的热心人」，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空虚，急切的需要，及无依无靠的处境，因而只有天主是他们的依赖救助，这也就正是玛窦所说的那些有福的「神贫的人」（玛5:3）。基于《新约》对道德伦理的强调，所谓之「神贫的人」只能基于以上所说的来解释，即是那些不贪恋世物，不将心灵置于财富之上，而自知一无所能，在物质及精神方面完全依恃上主的人；换句话说，贫穷的精神，在《新约》中所主要强调的，是人越有内心贫穷的精神也越能真正实行外在的贫穷，以及自愿的贫穷（谷10:21等）。这种思想－－自愿的贫穷－－在《旧约》上是找不到的。
关于贫穷的言论，在其他《新约》的书籍中不甚丰富，但是我们知道，圣保禄的确曾以他的言行，劝勉外方教会的信友们，要大方赒济耶京的贫苦教会（迦2:10;罗15:26）。他并切望富有的，要将自己多余的财产分施给穷人，以弥补贫富不均的缺憾（格后8:14），要效法耶稣，「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格后8:9;参见格后8:9两章）。保禄本人在他的传教生活上，也尝试了不少贫穷的苦味（格后6:3-9）。更露骨地将对穷人的爱护之情表达出来的要算是雅各伯（雅1:9-11;2:1-13;5:1-9）。初期教会的信友们，甘愿过实际的爱德及济贫的生活，「众信徒们都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宗4:32），以致「在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贫乏的人」（宗4:34），故此他们的团体，实在堪称为一个理想的团体。应当注意的是教会的初兴，在当时的罗马大帝国时代，是惟一的一个由贫穷及下层社会的分子所组成的一种运动，它一反其他一切组织及运动的规律，是由下而向上发展的，无怪当时人都称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穷人社团－－教会。
见财富、爱德、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