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神父认为，要解决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必须从培育开始。
梵蒂冈国务卿泰西修．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枢机去年十一月在“司铎年”之际，向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发表信函，部分内容引起笔名“甘保禄”的大陆司铎不断反思中国教会的问题。
甘神父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二零零六年在海外完成福传神学和教会历史课程，并于同年晋铎。回国后，他一直在修院任教，也为教友和修会团体带避静、推动社会服务，以及从事写作和翻译。
甘神父的评论如下：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份，贝尔托内枢机写给中国神职人员的信中，一个段落打动了我，至今仍萦绕心中。我在此引用它：
“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不要怕采取具体行动寻求和解、向那‘怨你的’（参见玛5:23-24）兄弟伸出手来。为此，就迫切需要重视平信徒、司铎和修女的人性教育。因为，缺少人性方面的成熟、自我控制及内心世界的和谐，常常是导致天主教会团体内产生误解、缺乏合作及产生冲突的原因。”
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封信的根本目的与核心：呼吁和解及更好的培育！为什么在教会内，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冲突和分裂？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的弱点和缺陷，而不是福音和教会训导的问题。
但这也直接关乎中国教会持续面对的问题。这是一段不幸历史的结果，但一直没有被直接面对。不论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会的牧函，还是贝尔托内枢机写给中国神职人员的信都非常珍贵，却未能充分探讨或面对中国教会的这一基本挑战。
过去几十年，由于不幸的政教关系，再加上缺乏以“梵二”精神为主导的神学和灵修培育，大陆的主教、神父、男女修会会士及教友，在灵修、情绪和心理培育方面“营养不足”。
然而，为了传承信仰的火炬，又正是这些自身缺乏灵修滋养的人在承担着年轻修生、男女修会会士和教友的培育工作。如此以来，下一代的培育和陶成又怎能不是同样问题的延续呢？
我们的主教对修院和年轻神父的持续培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情愿或不情愿地被频繁的会议、行政工作和非教会事务所占据，祇剩下少许时间和精力去专注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主教应该在关于修院管理和培育的事情上有更多发言权，但由于缺乏协调机制和其他障碍的存在，他们在修院领导层和管理上的影响被大打折扣。
目前，国内有十二所大修院。很多修院院长不需要对大部分由主教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即使有些院长不够资格，表现差劲，也没有人可以解雇他们，寻找新人来替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下一代变成了新的受害者。
因此，呼吁中国教会进行修和及提升培育素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为教会寻找新方法正常地运作，就更加紧迫和必要。
贝尔托内枢机的信中也谈到了这项巨大任务。他说：“我愿意强调天主教会团体内部的和解以及与民事当局的对话──相互尊重的、建设性的、不放弃天主教信仰原则的对话。”
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教会所需要和应该做的事。
我们不应该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内部冲突，以及和政府部门捉迷藏的游戏上，而是应该站出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公开地履行我们的使命和牧职。这才有利于教会和社会，以及福音价值的宣讲和见证。
在与教会团体或政府的对话中，各方必须面对“原则”的问题。但若我们能按照中国“求同存异”的传统哲学智慧，很多事情就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否则，我们最终祇会打着“原则”的名义，无休止的分裂和对立──这也正是在许多地方的教会团体中，包括“公开”和“地下”，都已经在发生的情况。
中国天主教会需要新的、有远见、有勇气的领导者。然而，在与中国政府的外交谈判时，教廷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在今后要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将是在教会内建立行之有效的领导体系，同时与相关的政府机构进行相称的合作和协商。
这需要智慧和勇气，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暴风雨，但就长远来看，总比让现状一直照老样子延续下去要好得多。
最后，贝尔托内枢机鼓舞人心的一句话，让我很受安慰：“我向你们保证，圣座了解你们所处的复杂而艰难的境况。”
经过多年的起起伏伏，特别是经过多年的细心研究和评估，教廷已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和困难处境。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对中国教会情况的研究和评估，最好是能够让这些信件的直接对象们有更多的参与，而非仅是那些曾经访问过中国，或是听说过、阅读过和写过有关中国教会事务的人来参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