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天主教杂志《三十天》（30 Giorni）对保定教区安树新主教及香港教区已退休的陈日君枢机的评论，引发境内外教会人士的争议。笔名“甘保禄”的一位大陆司铎希望以文章呼吁境外教会人士能调和他们的观点，而非展现给中国教会看到他们因不同意见而产生矛盾。
另一方面，他也寄语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为自身教会的合一，共同做出相应的努力和牺牲，打开困扰中国教会的症结。
“甘保禄”神父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二零零六年在海外完成福传神学和教会历史课程，并于同年晋铎。回国后，他一直在修院任教，也为教友和修会团体带避静、推动社会服务，以及从事写作和翻译。
他的文章如下：
前言
近日来，海外媒体的焦点再一次对准了中国教会，而造成此次聚焦的原因是意大利天主教杂志《三十天》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期中，以《保定的案例以及教宗的牧函》（The case of Baoding and the Pope’s letter）为题，对一直因坚持信仰原则而失去自由长达十年时间的保定教区安树新助理主教，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底获释，并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出任保定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一职而引发的各种非议，做了历史性回顾与评析。同时，该文也对香港陈日君枢机主教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指责，认为陈枢机擅自“将自己视为准确解释教宗本文的保证人”，由此而“明示或暗示牧函不够清晰，让人有机会作互相矛盾的解释”，并“在一些具体而敏感的问题上，例如处理教会与政权当局的关系，出现对立的选择”（见英文版第35-36页）云云。
身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但曾在海外接受教育和陶成多年的年轻司铎，目睹海外教会团体和媒体对中国教会的高度关注与关切，内心感触良多。一方面，我为海外团体、机构和个人对中国教会的关注与关切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大家并没有忘记我们。但另一方面又因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竟然走到了两种观念、两个阵营针锋相对的地步而感到难过。虽然本人一向主张少说话多做事，以免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谓的“谁对谁错”的争论上，但面对此情此景，笔者认为现在应该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神长教友们在关乎自己的事务上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希望关心我们的海外教会团体，以及真心希望帮助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机构、朋友们，能够暂且放下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观点，聆听我们的心声！
既然这次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保定问题”，那我还是从保定开始吧。
保定问题
我与保定教区结缘始于一九九四年初。那时我刚刚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走上了追求圣召的道路。由于我老家的教会没有正规的修院，而我们本地的老主教又坚决不同意让修生去任何一个公开教会团体开办的修院接受培育，所以就选派我们五位修生到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地下教会团体根据地”的保定教区接受培育和陶成。保定教区在那时候之所以受到许多地下教会团体的看重，是因为范学淹主教开创了秘密祝圣地下主教的先河，以及他写的《十三条》和他为信仰在狱中致命的英烈事迹。
由于环境所迫，我们初来乍到的五位修生立即被分派到设立在周围村庄不同教友家的小团体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地下修院的学习和生活。虽然学习大多数时间都是以自习为主，而且还得为躲避被抓而常常“打游击”，但我还是为能到这样的地方接受培育而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和激动。从此，我就有许多次机会见到苏志民主教和安树新主教并参与他们主持的弥撒，而且常同当时有传奇色彩的崔神父、小马神父、王神父等人接触和交流。有了我们老家教会的谆谆训诲，再加上在保定的耳濡目染，尤其是当时许多来自海外教会声援支持地下教会团体的声音（如台湾的钱志纯主教），我们坚信地下教会团体是中国教会的正确出路，走错了道的公开教会团体祇有“悔改”才有希望得救。虽然多次路过东闾村的大教堂，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未接触过在那里服务的神父、修女们。
一九九四年的农历新年，我们所有修生都去了安树新主教的村庄过年。在那里，我更是亲眼目睹了安主教谦虚质朴的本色。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外貌衣着，也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和服务精神上。当时修生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小道消息，说有些神父宁愿看到安主教为正权主教，而非苏主教，因为苏主教不但有些“傲气”，而且还在“地上地下”问题上有些不明朗的态度等等。
新年过后不久，修生们开始了修建修院的工程。苦战近两个月后，眼看着一所像模像样的修院就要竣工了，我们开始接受更加正规的学习和培育的希望近在眼前，但老家来了“命令”，要我们立即回本教区，因为“保定教区的培育工作并没有我们原来想像的那么好，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我们本教区……”
就这样，九四年复活节后几天，我们五位修生在苏志民主教的驻地和他一起吃过晚饭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不久，我们就听说保定地下教会团体因着一次国外媒体的报导事件而遭受打压，苏主教和安主教也被拘押。两年后，我经海外某教会团体帮忙介绍，到国外读书，且一去就是十年。而这十年时间又正好是安树新主教从被捕到获释的时段，至于苏主教则无人知晓现在在哪里。
在国外接受培育和陶成的十年中，我切身体悟到了当年国内许多神长教友们，为了“地上地下”问题而彼此诋毁甚至分庭抗礼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违背基督精神。而且我们从小就奉为圭皋的诸多“教理”和“信条”也是那么的不符合已被海外教会实践多年的“梵二后精神”。虽然一开始时，我对那些在一个学校学习的来自地上教会团体的同学们还有许多戒备心理，但很快我就发现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德才兼备、忠于信仰和教会的楷模值得我学习。我们在一起读书、接受灵修培育、探讨服务中国教会和社会之道，恨不能早日完成学业，报效祖国和教会。也正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促使下，完成了学业的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于几年前先后返回了国内。此时，我老家教会的老主教早已去世，当地教会在新牧人的带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阻力和挑战，基本上已经走出了“地上地下”的怪圈。虽然新主教本人尚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但教会整体却已经融入到了与政府部门和海内外教会正常沟通交流的渠道上。修生都被送到公开的大修院接受培育和陶成，晋铎后除了少数几个到其他教区帮忙，大都在留在本教区服务；早前未经修院培育过的神父们，现在也分批分期到不同修院提供的进修班深造充电，以便能更好地开展牧灵服务。尽管教区内部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困难和挑战，但至少没有了因上下之分而造成的僵局和困扰。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管是在我回国服务之前还是之后，“地上地下”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好像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坚信中国祇有一个天主教会，哪里需要我就应该到哪里服务，包括保定教区。回国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不同场合再次与分别十二年之久的安主教和随他一起由地下变为公开的几位神父弟兄见面、交流。尽管他们谁都不记得当年保定教区的地下修院还短期地培养过我，但我在见到他们时仍然倍感亲切和温暖。安主教依然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厚道朴实，时不时地也和我分享他之所以选择要“公开”的原因与过程。内容与目前我们从网络和杂志上看到的没有两样：他认为这是让保定教区走向合一与发展的最佳方式和途径。至于许多原来拥护服从他的神父们选择和他划清界限的做法，他除了表示说深感痛心和遗憾外，就是说完全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是这样的想法。
对他的分享，我不但感同身受，而且非常理解，内心中对他的敬意有增无减。
教宗的信
星转斗移。众所期待的《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同所有关注此信的人们一样，我对中英两种译文仔细作了阅读，觉得教宗的愿望和目的再也清楚不过：中国教会自身首先应该寻求的是宽恕和好、合一共融、体制建设、圣召培育、福音传播，而与政府当局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克服多年来在政教关系方面形成的误会和困难。至于如何去做和做到什么程度，深明中国教会所处特殊环境的教宗把主动权留给了每一位主教，并要求全体司铎及教友们，即使有难处，也该为“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而予以接受，“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见第七条）。
仅此一点，我就已经感受到教宗的信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教会神长教友们的理解和信任，他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你们是你们自己教会团体的主人，没有其他人和团体能够替你们解决问题，祇有你们自己才可以，所以你们需要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明智选择；而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需要我把你们当小孩子那样来手把手的教导。
教宗的信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安慰和信心；然而，不久之后，一些围绕着教宗的公开信而产生的争辩却开始困扰人心。就在此过程中，围绕安树新主教接受保定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一职的责难和非议也充斥了许多海内外的教会网站，有人干脆说安树新主教的选择就是“保定的灾难”，因为他的这一选择导致了保定教区“分裂”，“激起了惊异、愤慨，也有痛苦”（见《亚洲新闻通讯社》网站）。不由分说，安主教从昔日的英雄已经变成了今天的众矢之的。而他本人在面对这一系列的责难和批评时，所持的态度却是：“我不想跟别人争论什么，祇想我该做什么……因为越争论越乱套”（见《天主教在线》网站）。
不管安主教本人怎么说怎么想，以他为焦点的争论却持续不断且有增无减。于是就有了意大利《三十天》那篇长达十多页的文章出炉，祇是该文章对安主教充满了同情和支持，但矛头却指名道姓地指向了香港的陈枢机和“没有胆量去批评教宗”但却“让教宗的牧函蒙上一层阴影”（见英文版37页）的人士。面对这样的情景，身为中国教会的一员，我觉得不应该再奉行那种沉默是金的人生哲学了！
我对海外教会的心声
对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在接受海外教会关爱与帮助的我来说，从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海外教会团体及恩师朋友们的感激之情。经验告诉我，除了个别的例外，海外教会团体和个人都希望中国教会走向合一共融与繁荣发展。但在具体行动中，大家的说法、做法、方向和理念却会大相径庭甚至偏差颇多。从外面看中国教会时，许多人也许会觉得一些问题完全可以按照他们那样的思路和想法得到解决，所以常常会因为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们并没有完全听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感到失望难过。但如果面对历史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的是，造成中国教会目前多种困境和难处的原因，除了毋庸多言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外，许多海外教会机构和个人不明智的言论及举措也难辞其咎。远到“礼仪之争”时代不同修会之间的斗争，近到上个世纪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桥梁教会团体”之间的不同意见和声音，现在的《解读》及“反解读”……诸如此类，都让中国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无所适从，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僵局，而最后受害最大最多的还是身陷其中的中国神长和教友们。
二零零七年教宗中文版的牧函发表后不久，就有来自海外教会的不同译本在大陆教会中传播。及至教廷于去年发表《纲要》后，又有与其内容相似但风格不同的《解读》发表。虽然教会内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大陆目前没有合法的主教团来解读教宗的信，所以得有人来代替主教团做这样的工作（见《天亚社》网站），但此类现象带给中国教会内许多人的直观感觉却是教宗的信里面藏着玄机，而且教廷的翻译和《纲要》也值得商榷，需要有人替中国大陆的神长教友们加以说明和解读才能明白。
但本人在此不能苟同的地方是：一方面，正确领会教宗的信并不是非主教团不可的事，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大陆教会的神长教友们不都是被“小农社会内保守的思想”所束缚；否则的话，教宗从起初写信就已经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其他人后来的所有努力也不外如此！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在信中对中国教会的嘱咐所示，教宗相信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们是有能力、有智慧透过书面文字而明白他的牧函的真精神，并做出明智抉择的。毕竟，就像我们今天阅读《圣经》那样，重要的是领会并实践耶稣基督和宗徒们希望传达的精神实质，而非文字和语句本身！
话又说回来，如果认为有人应该代替中国主教团解读教宗信的说法有来自教会官方的认可倒也无妨，但如果这祇是一厢情愿的话，则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猜测──海外教会团体在面对中国教会的事务时有不可调和的看法与观点，而且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升级到教会高层人士！终于，《三十天》的文章和一些更进一步的点评，把这层纸给捅破了。如此现象使我不由地想到在不远的过去，海外“桥梁教会团体”对大陆教会的帮助结果：本来是来劝架劝和的，结果两个“和平使者”却打起来了。而如此悲剧在礼仪之争时代就已经发生过：几个在中国传教的大修会──耶稣会vs. 道明会和方济会──因为对中国传统礼仪的不同观点而彼此呈状教宗，最后导致更多更大规模的政教冲突，给中国教会造成了历史性的灾难。
中国有句俗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普通的中国神父、修女和教友们，怎么能够知道海外教会在关乎中国教会的事务上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呢？大家看到的是海外个别教会团体和人士与教廷公开发表了不同的翻译和解释，所以自然会认为其中一方是有问题的，至少是多余的。如果他们双方能够及早坦诚告诉中国教会这些现象背后的实情，也许情况会好得多。但现在展现在大家眼前的祇是海外教会两种思想和态度公开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反过来又为中国教会已经存在的分裂起到了煽风点火，而非合一共融的作用。这难道还不值得以关心和帮助中国教会为目的的海外教会团体及个人三思吗？！
对中国教会的心声
四年前，身为一名年轻的司铎，我从海外回到了我一直深爱着的中国教会，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激动，而且这几年来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每个需要我的地方去服务。虽然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中国的政教关系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教会内部的矛盾纠纷也已经消融化解，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地上地下”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已经是过去式了。然而，近期的许多现象和事实却又硬生生地在我头上浇了一盆凉水，提醒我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过去，而且还会激化！这使得我不禁扪心自问：是我自己太“忘恩负义”了吗？还是海外教会的神学和灵修思想太“解放”，导致我竟然不再在乎这当年可是“能否得救的大问题”了呢？然而，藉着多年来的学习和陶成带给我的理念，我从良心深处又认为我现在的状态和选择是正确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而面对今天仍然被此一问题所困扰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分享如下几个方面的感受和体会，以期同大家在反思和祈祷中共勉。
（一）毋庸讳言，中国教会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而之所以我们受苦如此之多、如此之长，既有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外在原因，也有教会自身在此外因下所累积和沉淀下来的积弊。正如一个在母胎内就已经感染了疾病的人那样，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但留下“后遗症”却是免不了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又有理由和权力来嘲笑并指责这个饱受“后遗症”之苦的人呢？然而，有“后遗症”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或自卑自贱，而祇有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才是这个人最好的选择。在《若望福音》中，耶稣也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个胎生的瞎子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9：3-4）。我相信耶稣今天也会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们仍在受苦的中国教会，而我们自己必须首先要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过去和现实，也要无条件地接纳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过去和现实，从而更好地在中国社会实现身为基督门徒的责任与使命。
（二）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教会也有他们独特的问题。当今困扰我们并分裂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地上地下”问题，或进一步说“政教关系”问题，但与此同时，同性恋的问题、堕胎的问题、独身制的问题、性侵犯和赔偿受害人的问题等等，却也正在困扰并分裂着其他的地方公教会，甚至其他的基督教会。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不必为我们独特的问题而感到自责，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快纠正并解决它，因为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因此一问题而内耗，错过许多有效建设教会、服务社会人群、传播基督福音的机会，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历史最终有一天会说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们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没有从教会历史的长河中学会游泳。假设初期教会的伯多禄和保禄等人一直为了“外邦人”是否必须行割损礼而僵持不下的话，还会有今天包括我们中国教会在内的全球教会吗？再假如一七一五年，教宗克莱孟十一世颁布的不是禁止“祭祖敬孔”礼仪的《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谕，而是一九三九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的允许该礼仪的《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中国教会的历史和现状还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吗？再进一步说，假如一九八八年教廷给中国教会《八点指示》的内容与二零零七年教宗牧函的内容相差无几的话，我们今天还会为“地上地下”问题而耗费如此之多的心血和精力吗？本人在此无意做指责和抱怨任何政体、机构与个人的无用之功，但希望我们所有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至少能够以史为鉴，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不论是我在国外求学还是后来到访海外教会团体的时候，我常常碰到的现象是人们喜欢用自以为是的名称来描绘和形容中国教会。其中不乏这些相互对立的名称：“公开教会”－“地下教会”；“官方教会”－“受迫害的教会”；“爱国教会”－“忠贞教会”。而且我发现人们总是把“公开教会”与“官方教会”和“爱国教会”放在一起，同时将“地下教会”与“受迫害的教会”和“忠贞教会”放在一起。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地就传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祇要是公开的教会团体就是放弃了信仰原则，被政府“招安”了的问题教会，而祇要是地下教会团体就是为坚持信仰原则而受苦的正统教会。
十多年前，我的确也曾这样认为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告诉我，这祇是牵强附会、偷换概念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了解当前福州教区和其他地下教会团体内部的棘手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走近许多以公开的身分领导教会、传播福音、服务社会人群的神长、修女和教友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把上述这几对名称分门别类地放到一起的想法和做法实在是太简单、太幼稚了。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导致天主教爱国会“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生活”（见牧函第七条）的原因并非“爱国会”组织本身，而是在其中任职的具体人士。没有人愿意受更多“婆婆”的管辖，但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为了牧灵和教区管理的需要，一个地方教会是要选择“公开”还是“地下”，主要神长是否在当地天主教爱国会担当职务，自当由本地教会团体在牧人的带领下视具体情况而定夺。但这样的选择并不能自动地决定该教会团体本身的好与坏、圣善与邪恶、成功与失败。其决定因素依然要看该教会团体是否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教训，并且与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一共融，而非给自己贴上一个好看的标签。我们中国的神长教友们今天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为标签而活呢？还是在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和天国愿景而奋斗呢？当我们一向服从和敬仰的牧人通过认真的祈祷和反思，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甚至带有争议性的牧灵及领导教区的方向时，我们要像文革时代那样和他“划清界限”并“另立门户”呢？还是要响应教宗牧函的号召而予以接受并保持和牧人的合一呢？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条仍然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上，我们每个人的最终态度和选择带给整个中国教会的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合一共赢，而绝对不是一场体育竞赛后的“彼败我赢”！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大家为中国教会的合一共融，必须共同做出相应的努力和牺牲，而非固守属于自己的“阵地”。否则的话，今天困扰我们的“地上地下”问题，就会像已经在不同地方发生了的那样，演变成永无休止的“地上地上”问题和“地下地下”问题，即使再有多少个内容丰富、语句通顺的《指示》、《纲要》和《解读》也无济于事。
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际，笔者希望再次强调的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目的绝非指责和批评哪个政体、机构或个人，而是吁请中国教会的广大神长教友们响应教宗的号召，团结在与圣座共融的本地牧人周围，通过宽恕、理解、接纳、治愈、恢复，为完全意义上的合一而努力。虽然我们已经受害于许多非我们自己所能掌控的外在环境和因素，但感谢天主，我们今天有能力、有智慧决定和选择不作“受害者”。中国教会的希望及出路不在于外部环境和他人，而在于圣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在关乎到中国教会自身的事务上，最有资格发言、最有可能解决难题的“专家”和“学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祇有先建树一个健康的中国教会本身，才能打开困扰中国教会的症结。海外的教会团体和个人，包括教廷在内，对中国教会给予任何关注和帮助时，也祇能向着此一目标而选择自己的所言和所行，切不能再怀着好心办坏事了！
亲爱的中国教会内的各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奋发努力，融入社会人群，采取有效行动传播基督福音吧！不论你现在在哪里、不论你现在在什么环境中，请相信，天主圣父在无条件地爱着你，天主圣神在时时刻刻看顾着你，耶稣基督同你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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