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香港教区已退休的陈日君枢机〔图〕四月一日发表评论，反驳圣母圣心会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神父近日一篇题为《承德非法祝圣主教事件不应断绝了罗马四十年来与中国的对话》的文章。
陈枢机指出，梵蒂冈与中国对话必须有底线，不能为了讨好北京政府而牺牲信仰的原则或违反教会的基本纪律。其全文如下：
陈日君枢机反驳二零一一年三月的《怀仁通讯》
韩德力神父又作出他的选择，把一个教宗和另一个教宗对立起来：保禄六世是提倡“对话”的英雄，庇护十一却喜欢搞对立。
对话
其实，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对话。一位教宗向全球“公布对话的大原则”是一件事，一位教宗与“杀害天主教的人对话”是另一回事。
“承德事件”和“八大”诚然是给教宗打了一个巴掌，如今我们还要扮斯文和那些侮辱我们慈父的人谈心吗？“对话”本是康庄大道，但可惜有人粗暴地在温和的对话人前关上了对话的门。
妥协政策
韩德力神父欣赏卡萨罗利（Casaroli）枢机那时对东欧的妥协政策（所谓Ostpolitik），并说教宗保禄六世极力支持他。我不知道教宗保禄六世支持这政策多少，但我却从非常权威者口中知悉，当若望保禄二世上任后他马上喝止了那政策。
卡萨罗利枢机和跟随他的人自以为藉那无条件妥协的政策行了奇迹，他们固然和独裁政府打好了关系，其实是严重损害了教会本身的信仰力量。有一位国家的神长给我说怀津斯基（Wyzinsky）枢机曾亲自到罗马，叫教廷某些人不要插手波兰教会的事情。
韩德力神父表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克制”，利用他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不知韩德力神父怎么解释，毕竟是这位教宗批准了进行中华殉道列圣的事，他明知这是北京绝对不欢迎的，而事后他也没有为此道歉。
中国教会
目前，我们中国的教会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有人这几年来盲目地、固执地实行了那妥协的政策，不理会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写给中国教会的信，更不理会教宗设立的中国教会委员会内绝大多数的意见。
对话、妥协当然要接受，但该有一条底线，我们不能为了讨好北京政府而牺牲我们信仰的原则或违反我们教会的基本纪律。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认为已是把原则搞清楚的时机了。中国教会委员会认为我们妥协已到谷底，是时候悬崖勒马了。可是传信部部长、一位文书和韩德力神父，他们“三人帮”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实情。
波兰的教会是坚强且勇敢的，我们国内的教会并不一样。我们的主教很需要有人给他们打强心针，可惜有人不停地向他们错表同情，让他们越来越沉入奴役的深坑里。
有人向那些我们的兄弟说：“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当然是：“就算你们在政府的压力下顺从了他们，我们也了解”。可是，天啊！在目前情形下顺从政府就是严重不忠于罗马教宗，破坏和普世教会的共融！这样的事也可以做吗？
承德祝圣、“八大”会议后，一些曾出席 参加的主教向神父们道歉了，有些还大哭了一场。可是也有不少，像韩德力神父说的，对现况非常兴奋！？他们还是我们的人吗？我怕祇是因为教宗的仁慈才没有称这个教会“裂教”，隆重宣布要独立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那还是天主教吗？
谁之过
韩德力神父把发生的事的责任推在一些所谓“共产党中的保守份子”身上，这倒相当方便。当然没有党的指示不可能运用这么大量的人力财力。可是君不见那幕后幕前操纵一切的大导演、大演员，都就是刘柏年先生吗？现在他是名誉主席，但他每天还很勤谨地上班，何况主教团的团长和爱国会的主席都正是他的忠臣。
说到有主教、神父违反了规矩应该受惩罚时，不知道为什么韩德力神父常把“地下主教、神父”也拖拉落水。他们犯了什么大事以致该和那些法律列入自科绝罚的人排在一起？
韩德力神父说有些“政治家”企图分裂教会，有些“国外的人”比教廷更心急要判断并惩罚国内的主教。看来本人是该对号入座了。我发起了一次祈祷会为求天主帮助我们忏悔改过。韩德力神父大不以为然。可是他大概疏忽了，没有看到我说了：需要悔改的是我们大家，也是因为我们祈祷和爱心不足够，所以才发生了那些不该发生的事。
当我们争论“谁之过”时。教廷什么声音、什么行动都没有。教友们都希望能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会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等待得失望了。每一天为他们像是一个永远，上主几时才会俯听他们的哀告？
韩德力神父：罗马应尽可能与所有中国主教接触
【天亚社．比利时鲁汶讯】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图）在三月份《怀仁通讯》上撰文，就去年十一月中国教会一场非法祝圣礼后的局势作出评论。天亚社将其中文版本转载如下：
承德非法祝圣主教事件
不应断绝了罗马四十年来与中国的对话
自一九七零年起，教宗保禄六世开始进行与中国对话，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忠于一样的原则，他明智地回避了许多保守的共产党员为了诱发与他的对立而设下的圈套。同样地，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是如此，他给中国教会的牧函中，邀请中国进行对话。这次的承德非法祝圣，乃是再次诱使梵蒂冈产生对立情况的圈套。罗马当局应该当下切断四十年来试图与中国对话的这条路吗？我们相信教宗本笃十六有智慧去正确回应目前这个关键的情况，既尊重教会法典又能持续与北京的对话。
教宗保禄六世与教廷国务卿卡萨罗利（Casaroli）枢机自一九七零年展开与中国的对话
一九六四年教宗保禄六世写了他的通谕─“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发表了梵二的中心思想，就是：天主教会愿与世界所有的宗教和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话。这对于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统治时期，教宗庇护十一世颁布“神圣救主”（Divini Redemptoris）通谕，用重话斥责共产主义为“恶魔般的”而言，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教廷国务卿卡萨罗利（Casaroli）枢机强烈支持、并推动罗马与东欧共产党政府间的对话之下，一九七零年教宗保禄六世采取与中国对话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教宗保禄六世在罗马参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并在演说中表示，他观察到当时世界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中，有一个尚未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文革、美国尼克森总统也还未出访中国，教宗公开地为中国成为联合国组织成员陈情，对中国而言，是深具历史意义也是慷慨的表态。一九七一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梵蒂冈也将派驻台湾的教廷大使调往孟加拉国共和国。直到如今，教廷祇派有代办常驻台湾。
之后的廿五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忠实地遵循与中国对话的原则。他面临许多试图欺骗教会、制造对立的重大事件以及圈套。当中国在二零零零年主显节非法祝圣了五位主教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反应很低调，因为他深知并非“中国”，而是“一些保守的共产党员”应该为这个事件负责。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教宗为一百二十位在中国殉道者宣圣，而中国却发起了一项运动，使用文革的语言，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数十篇文章，羞辱受封的外国传教士圣人。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再次避免与其对立。在中国要求道歉时，他做了表示，但并非因应中国要求而为宣圣道歉；教宗用词小心：是为十九世纪教会曾间接参与的一些事件中，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而道歉。反而那些大帝国主义列强──鸦片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都未曾这般向中国道歉。我们很多人已经忘记教宗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纵然当时不是所有教会内的人士都同意他们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智慧却保持了与中国对话之路的畅通，也教导了今日的我们。
历届教宗和各国的领导的远见拟定了今日的政策
当卡萨罗利枢机主教推动与东欧对话的政策时，许多曾在共产主义国家遭受剧烈痛苦，且无法忘怀的天主教徒并不同意，因为他们与明茨恩蒂（Mintzenthy）枢机主教感同身受，这位枢机曾经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匈牙利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定叛国罪。梵蒂冈十分敬佩明茨恩蒂枢机主教以及那些与他一起受苦者的功绩，但是，一九七零年时期开放对话的时机已成熟。今日我们为这些先知的远见和勇气感谢天主，例如：教宗若望保禄六世以及卡萨罗利枢机主教，他们的高瞻远瞩铺平了对话的道路。
在一九九九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参访欧洲，回到了北京之后，决定要将中梵关系正常化，但是遭遇了一部份尚未准备好的党内人士反对，这些人在二零零零年主显节，举办五位不合法主教的祝圣，来破坏江泽民的整体计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清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避开了陷阱，低调的反应，虽然对话因此耽搁了，但是对话的道路仍然保持开放。
同样的历史再次发生在承德非法祝圣中
于二零一零年，经过一整年正面的对话，创造了中国和罗马双赢的结果：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有十位主教祝圣，全世界将此结果视为中国政府对教宗本笃十六世呼吁对话的正面回应，但或许某些中国政府的环节（也许是较高的层级）并不同意，他们在承德组织不合法的主教祝圣典礼，并且要求公安强迫主教们参加祝圣，进而触犯教会的一些重要规定。虽然罗马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共产主义的保守派仍然成功的再次破坏中梵之间的对话，诱使梵蒂冈再一次对主教们作出惩处，并且切断与中国的对话。
有些在中国境外的天主教徒比罗马更早一步谴责中国的主教们，在梵蒂冈还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之前，他们已经为这些主教们所犯的错误进行祈祷及补赎。关于中国境内复杂的情况，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时代，罗马已经获得多次的教训，梵蒂冈明智地决定在祭出教会法惩处之前，就较宽广的牧灵情境进行调查，当然公开的处罚仍是有可能的，因为罗马有义务确保教会的法律受到那些官方以及非官方团体的主教们的尊重。的确有迹象显示，在这两个团体中，有些教会领导─虽非全部─欠缺对教会法的尊重。这使得圣座难以对他们的情况做出一个妥善均衡的回应。这一切说明罗马要如何周延地、正确处置这类重大而微妙情事的难处，如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对二零零零年主显节事件一样，明智而且有远见的避开设在他面前的陷阱。对教宗本笃十六世而言，承德事件是一个类似的陷阱。
在下判断前务必先从中国境内了解现况
国内的主教们忧心忡忡，他们知道他们是被迫抵制教会法的重要规定。他们十分清楚罗马已在调查中，且好奇最后的决定会是什么。罗马面对着微妙的历史性的决定。那些官方以及非官方团体的主教们有义务清楚分辨他们身为天主教的主教之职，以及他们是与教宗合一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一份子。甚至他们的教友期待他们尊重这次调查的结果，并避免因为他们的所言所行公然违抗教会法而使情势恶化。因为那样不但冒犯罗马，还让目前对他们相当了解及同情的教友们大失所望。
同时中国的主教们请罗马注意到在八大会议（即：第八届天主教代表大会）中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些事实上是标志着中国教会的重大演变。
首先，本届新通过的主教团章程明订：中国的主教们在信仰和道德上必须追随“伯铎的继承人”。这个“伯铎的继承人”的称呼，在中国过去任何官方的文件中从未使用过。
其次，在“八大会议”后，政府官方正式在北京宣称：中国教会事务的决定权，今后由中国主教团主席负责，不再由过去五十年来的“爱国会”处理。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变化！是“中国主教团主席”首次拥有这个权力。今后将由主教们来指导国内的教会。
这是好消息，因为许多教区多年来都没有主教，而且他们也迫切地需要协助。这次的变化，可以让主教们设立礼仪委员会、牧灵委员会、社会工作委员会等等，藉此也可推动教区之间许多的合作事宜。
今年二月廿一至廿五，主教们首次在昆明聚会，他们深知即便现在的主教团和主席尚未合法，但是本次会议的决议是个全新的状态，也为教会的成长开拓了全新的可能性。虽然仍有许多违反教会法之处，但教会的建立已踏上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绝对是罗马与普世教会的使命和挑战，作为身处“后承德事件”的评估时刻，应多与国内的主教们进入密切而个别地接触，好能更清楚他们对时下处境的看法与想法。看看他们如何看待承德事件？如何看未来？他们有何建议？主教们自然会提供完整、客观的信息给圣座。误会常因信息不足而导致。要弥补就需双方都采积极步骤。在答覆是否哪些人该受惩罚，该怎么罚之前，希望罗马会设法与那些主教作某种联系，并听听他们怎么说。我们知道在中国有某些阻碍阻挠了这类的接触，但是罗马尽一切可能与中国所有的主教们接触、一个都不例外，这一点十分关键，也与教宗本笃十六世最近牧函的精神立场完全一致。主教们的任务是在艰困情况下建立中国教会，而我们普世教会的艰巨挑战则是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与中国的主教、神职、和信友们开放地沟通，亦即怀着爱德、实事求是、和坦诚的态度去沟通。这就是福音的精神，也正是教宗本笃十六在牧函中所表达的真义，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尚未达到这种境界。
除了主教们的忧心外，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教会成长的机会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此也十分热衷。每当我们访问中国时，他们都会与我们分享这份热诚，这可以从他们对成人慕道的关切中表露无遗，他们极度希望组织司铎、会士、信友们的研习班。主教们很清楚该积极回应在中国福传的许多契机，以及眼前情况带给他们的挑战；他们知道需要为他们的神职及信友们组织持续的研习班，研讨圣座发行的各种官方文献。
有位非官方（地下）教会信友村落的会长（教友），最近在中国告诉我：“神父！过去中国教会的首号敌人是共产党，但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敌人却是我们自己！教宗本笃十六写了封那么好的牧函，召唤我们和好及合一，可是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研读及追随那份牧函，有些司铎甚至还阻挠我们照样去作！”他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得对，即使是“承德事件”或“八大会议”也不该阻挡我们去追随教宗本笃十六所写的：“透过对话与和好，让我们寻求合一吧！”
为了避免陷入政客们所推动的“斗争”来使教会分裂，我们也当设法避免使用“强硬派”或“温和派”的语汇。我们基督信徒在祈祷中，祇寻求能按福音的指示，把在爱德中的合一活出来。
圣母圣心会 韩德力神父
陈日君与韩德力对承德事件后局面闹分歧
【天亚社．香港讯】与中国教会有长期接触的陈日君枢机与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神父，最近就去年底中国大陆的非法主教祝圣礼及天主教代表会议后的局面，以及梵蒂冈应否与中国继续对话，各有不同意见。
比利时籍圣母圣心会韩神父于三月份《怀仁通讯》指出，自一九七零年教宗保禄六世采取与中国对话，作出“深具历史意义也是慷慨的表态”，这种已有四十年的对话政策不应断绝。
他呼吁罗马与普世教会身处“后承德事件”的评估时刻，“应 多与国内的主教们密切而个别地接触”，好能更清楚他们对时下处境的看法，因为误会常因信息不足而导致。
韩神父指出，国内的主教们很清楚中国教会成长的机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对此也十分热衷。在答覆是否哪些人该受惩罚，该怎么罚之前，他希望罗马尽可能与所有主教接触，两方怀着实事求是和坦诚的态度去沟通。
陈枢机于四月一日撰文回应韩神父的观点。他认同对话和妥协的必要，但强调该有一条底线，不能为了讨好北京政府而牺牲信仰的原则，或违反教会的基本纪律。
枢机又写道，在未经教宗批准而举行的承德祝圣礼后，中国教友们“都希望能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会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是教廷什么声音和行动都没有，令“他们等待得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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