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共卅四册，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的文献保存计划下，由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杜鼎克（Ad Dudink）博士，偕同徐家汇藏书楼主任王仁芳共同编辑。
三位学者从初次接触到文献于上月出版，共花了六年时间。他们在藏书楼里把中国人和欧洲人共同写就的手稿或印本，先制作书目，再用电脑扫瞄存档，然后送到台北的利氏学社。
利氏学社执行长洪翔雅告诉天亚社，台北的学者和专家接着花了两年时间，一页页地检查，把扫瞄后显露的不明或黑污地方加以还原，使每页清清楚楚，如同原版才能付印。
她说，这次总共印制四百套，每套三万三千元新台币（约一千一百美元），目前已售出五十多套，全球重要大学和图书馆，以至国际知名汉学家也有购买。
这次出版的文献共收录八十四种书籍，其中张星曜的《天教明辨》及贺清泰（Louis de Poirot）翻译的《古新圣经》已涵盖了十四册，其余八十二种书籍包括圣经文献、天主教式的“易经”阐释、护教文献、宗教史及科学等，还有罕见的，如《敬一堂志》、《人类源流》等。
对于在科技时代保存古书和文献的意义，钟鸣旦教授说：“本次珍贵书籍的刊行，意在保护这批古旧的文档，使其免遭坏损；也为向研究者开放这些独一无二的文本，从而促进学术研究。我们希望这套文献的出版将有益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
这位汉学家向天亚社指出，这次是他们出版的第四套书。前三套包括了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明清天主教文献。这些书籍受世界各地学者重视，有许多相关的文章、著作、博士论文引用及论述。他预期同样情况会在《文献续编》出现。
至于《古新圣经》与现有的思高圣经有何差异，他说，前者是文言文，后者是现代白话文。最重要的是将这些古典翻译提供作学术研究。他指出，部分已翻译的天主教《圣经》是从没有印刷出来。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瀛称赞这项中、比、台三方合作的学术成果。他说，这套书很重要，因为它将明末清初中西人士所写有关天主教的中文书籍作了重要补充。
据“序言”指出，四九年大陆政权转换，藏书楼部分藏书途经菲律宾，最终送到台湾。这批资料中，共卅七份文献在九六年由辅仁大学神学院出版，成为五册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而这次续篇是相隔十七年后，将仍留在大陆的文献加以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十二册，及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廿六册、一百九十种文献，大致将明清两朝以中文撰写的天主教文献呈现出来了。
古伟瀛对天亚社说，虽然有其他大陆出版社也发行这类文献，但是这套书的主要编者杜鼎克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钟鸣旦是鲁汶大学汉学教授，都是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urcher, 1928-2008）的得意门生，对天主教的中文文献非常熟悉，因此由他们编成的这套书“可信度很高，颇有价值”。
古教授就曾利用利氏学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找到耶稣会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著作中提出四百三十年来人们未曾知道“天主（Deus）”的另一名称：“了无私”。
他说，有许多文献以前未能公开，更未曾出版，或许又有一些新知可能从这套书“出土”。
徐家汇藏书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一八四七年，返回上海不久的耶稣会士出资购买了徐家汇一块土地，并在徐光启（1562-1633）坟冢附近选址建业，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首座中西学贯通的近代图书馆。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藏书楼不断补充和发展馆藏，直至四九年中共掌权后，藏书楼跟上海市多家图书馆，被并入新建的上海图书馆。九一年，由于兴建地铁和建筑自身日久失修，而闭馆翻修，十年后重开。
利氏学社于六六年由甘易逢（Yves Raguin）、雷焕章（Jean Lefeuvre）等耶稣会士创立。其名“利氏”乃为纪念四百多年前赴中国传教的开拓者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学社初期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宗教与社会，在国际汉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从中发展出辞典编纂的使命。历经五十余年的努力，利氏学社出版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利氏汉法辞典》及其他多种双语及专门辞典。
自九十年代起，学社的研究方逐渐转移至台湾研究，如原住民语言、文化及宗教，以及对永续发展、文化多样性与心灵培力的关注，并于零四年起创办《人籁论辨月刊》，次年创办“ｅ人籁”，以创造台湾与亚洲知识分子、草根团体与决策者之论辨与行动平台。近年，学社更致力推动跨领域之太平洋与南岛文化研究，并与“国立台湾图书馆”共同成立“利玛窦与太平洋研究图书室”，将部分藏书移转至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