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北京讯】四川省天主教神哲学院今年招收情况惨淡，祇有两位新生。然而，院长陈功鳌主教对天亚社说：“那怕祇有一位修生，四川修院也不会关门。”
这位南充教区主教指出，圣召下滑是全球现象，“在国内，这情况南方更是比北方厉害”，但他选择积极面对。
为此，陈主教以院长名义向四川省各教区、堂区发出了逾百封信，希望他们能帮助修院，从牧灵方面关怀教友，从而达致宣传圣召之效。
在文化大革命（1966-76）结束后，四川修院于一九八四年重开，最初设于成都市主教座堂内，其后于九七年迁往郫县，至二零零五启用新校舍，由政府宗教事务官员的培训中心及宾馆改建而成。这所投入不到十年的新校舍里，现时祇有十七位修生。
修院教务长岳国清神父对天亚社说，回顾历届人数，“都在与日俱减，无论在报考和录取人数上都一届不如一届”。
他认为圣召生源减少有多重原因，家庭结构转型由以往的大家庭到现在的独生子女、经济及文化观念的转变，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自身体制也有一定影响。
国内原有十二间政府认可的大修院，继内蒙古和山东两所大修院分别于二零零六及零九年停止招生后，山西省孟高维诺修院于一一年爆出管理问题，今年初宣布停办整顿两年。去年七月，上海佘山修院在马达钦辅理主教祝圣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董事长金鲁贤主教于八月宣布推迟开学，但至今仍未复课。
虽然这两所大修院停课，迫使学生转校，令部分修院的收生人数勉强维持现有水平，但其余的都逞现下滑。除了四川修院收生情况不理想，今年更有修院出现“零新生”现象，显示中国教会司铎圣召下降问题日趋严峻。
北京教区修院目前祇有哲学二年级和神学一、二年级三班，共四十七人。
院长韩文生神父对天亚社说，修院每两、三年招生一次，对上一次是在二零一一年，有十名新生。今年也是招生年，但“祇招收到一、两个，所以无法开班”，他们计划明年会再招生一次。
韩神父慨叹：“以前十二所修院都能有新生，但现在祇剩八所，估计修生也越来越少。”他不排除，若这几年再招收不到新生，最后一班在四、五年后毕业后，这所教区修院就可能需跟其他修院合并。
今年在八间大修院中，以河北修院人数居“全国之冠”，有廿九名新生及廿四名由佘山修院转来的插班生。目前，该校共有一百三十名学生，但仍少于去年。
另外两所新生人数达双位数字的修院，分别是北京的全国修院，共有卅一位新生及插班生，以及西安修院，今年招收了十七名新生和插班生，共有七十八名修生，比上届多出四人。
另外，位于武汉的中南神哲学院今年招收了六名新生和插班生，全校现有廿八名修生。吉林修院共有卅九位修生，其中十三位是新生和插班生。沈阳修院现有四十二位修生，包括四位新生。
沈阳修院代理院长夏庆田神父说，他们以前都是两年招生一次，“现在司铎圣召减少，再不招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今后改为每年招生，有多少招多少”。
夏神父指出，教区现在每年都会办圣召夏令营和冬令营，这些活动对十七至二十岁的青年有影响，其中一些修生就是来自这些活动。
但他仍期望主教能推动堂区和神父重视圣召，在堂区多办儿童要理班等，“从小孩子开始培养，相信将来的圣召肯定会多些”。
吉林修院教务主任王文艺神父认为，圣召多寡堂区神父有其责任。他说：“其实很多孩子从小已有修道意向。以前的神父较为关注孩子和圣召，会留心观察，从小慢慢抓起，现在的本堂神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曾在备修院任教的若望神父认同有关说法，指出其教区每年圣召节修院神父到各堂口宣传后，新学年可增加几十名学生。
他反而不认为计划生育是影响圣召数目的主因。他对天亚社说：“从统计显示，教会不乏家里是独生子的修道人，八十年代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一位郑姓修生指出，中国教会自身对推动圣召不够重视，以及教会内部相对混乱，使“我们亲手丢失了好多圣召”。
他说，信仰能否吸引人，需要信徒把信仰生活出来，“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不积极行动”。这方面似乎要学习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走近信友团体去挖掘圣召，以及在培育过程中给予必要的神性及人性的辅导与关怀。
郑修生续说，圣召下降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独立自主自办问题、非法祝圣、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教友的信仰。即使有修道的心，但看到教会这些混乱甚至腐败的现象，令想修道的人打退堂鼓。
在备修院的角色上，有修生认为，西安修院仍能有圣召是因为备修院提供了“固定的生源”。若望神父表示，“根据学生的需要给他们制定报考和修读的大修院”，有助大修院生源的稳定和持续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