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中国天主教会祈祷日之际，传教士为梵蒂冈广播电台撰文重温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用亲身见证重申“教会不为她的殉道者哭泣，却庆祝他们所获得的胜利”
GIANNI VALENTE
梵蒂冈（Città del Vaticano）
全世界在每年的五月二十四日进教之佑瞻礼举行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已经开始八年了。这一天，是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定的。教宗方济各常常援引这份其前任发表的文件，指出其在解决“中国问题中所具有的基本的、现实的意义”。
今年的“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之际，梵蒂冈广播电台邀请七十五岁的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曾先后在中国和台湾传教二十四年、在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中国事务部服务长达十年（2003-2013）之久的施安东神父撰文。在这篇内容丰富深刻的分析文章中，施神父介绍了二OO七年的这封信，并结合自身传教经历帮助人们摆脱带有局限性的陈旧框架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中国天主教会的问题”。
“儒家思想式的”管制。中国教会目前所经历的问题绝大部分源于政府试图将其控制和指示强加给宗教团体。但这种借口，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又有其本身特有的、侵袭性的形式。事实上，可追溯到前中国帝王时代更加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缺乏信任。施神父介绍说，“儒家哲学思想”“深刻而广泛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中。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国家始终享有严格控制各种宗教的权利。中国历史上也记载，漫长世纪中所有的反抗都源于宗教团体或者邪教”。
珍藏的宝藏。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从开篇卷首就否定了某些被操纵媒体在其报道中横加指责中国教会不忠诚的说法。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压力和暴力从未能制造所谓屈从于政府的“分裂的教会”，而在罗马却有大批记者乐此不疲。拉青格教宗在二OO七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中国天主教会所有的主教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子。虽然教会在中国遭遇了许多重大的困难，然而仰赖天主圣神的特殊恩佑，总未缺乏过合法牧者的服务，无损地保持了宗徒的继承。我们应为这些坚贞而倍受磨难的主教们的存在而感谢天主”（8）。这也是按照中国宗教政策强加程序任命的主教们所珍藏的连续性，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得到了圣座的宗座任命。施神父为我们介绍了比约十二世教宗任命、政府承认的一位主教所作出的此类忠贞的见证：“四川万县主教段荫明的一例。这位年迈的主教在1984年圣母升天节的弥撒讲道中讲解当日弥撒有关圣伯多禄的论述。他向圣堂内的众多信友说：‘伯多禄！为我们来说，伯多禄是谁？他就是教宗。教会如同一条鱼，若把鱼头砍下，将鱼身与鱼头分离，鱼就死了。若我们脱离教宗，我们也会死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德。当局不懂得这一点，我们要祈祷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几天以后，段主教被传到北京参加全体主教会议。同时，他还接到命令不得谈起这次要决定脱离罗马的会议。施神父继续写道，“段主教告诉我说他十分烦恼，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更好的，去北京还是不去。我对他说：‘主教，您去。要让您的主教弟兄们了解您的立场。您知道，在其它艰难时刻，教会就是靠一些主教的忠贞而获救的’。主教去了北京，并勇敢地表示‘我反对从罗马独立的提议。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投票支持’。绝大部分主教追随了段主教的榜样，这项议案最终被收回了，而段主教也马上被遣送回家。官媒说法是段主教因‘健康原因’回原籍”。
拉青格教宗和主教任命的协议。就主教任命这一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施神父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期待本着开放的态度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本笃十六世教宗表明主教任命触及教会生活的核心，是教会合一和圣统制共融的保障。因此，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利（9）。但是，本笃教宗同时希望与政府达成协议，共同解决有关选择主教人选的一些问题（9）”。施神父认为“《信函》也提出那可能达成的协议的范围。所涉及的是关于主教人选、任命主教的公布，以及地方政权承认新主教必要的民事效应等问题。无论如何，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限”。
殉道者的胜利、没有抱怨。教宗二OO七年的信承认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再次出现了恩宠的奇迹，这种恩宠的奇迹伴随了许多殉道者的历史、因基督之名饱受迫害者的历史。那就是“对仇人也充满怜悯和爱的行为，见证着十字架已战胜了人类的一切脆弱和贫乏”（3）。施神父表示中国基督徒，哪怕是在充斥了残酷迫害的文革期间和“今天在中国经受的苦难与初期教会所经历的并无两样。教会不为她的殉道者哭泣，却庆祝他们所获得的胜利。传播福音就是将福音带到天涯海角；将福音带给今天的人就是向今天的人施与基督的爱。如何实现呢？背负他人的罪过，宽恕他们：只有这样，传福音和基督信仰才不会沦落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福音，天主之爱的喜讯万古长存，这是因为基督徒继续接受因他人的罪过而被杀死的境遇”。为了形象地展示这一与救恩奥迹密切相关的进程，施神父介绍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一位叫路易吉神父的对话。这是“一位在文革中亲眼看到父母因为是天主教徒而被公开处决的中国神父。因为是天主教徒的儿子，他被处罚去扫村里的公厕。因为扫的不好而遭到了公开羞辱和掌掴。我问他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回答我说‘我感到复活的基督就在我身边，我想唱歌’。从我在八十年代遇到的中国主教和司铎的口中，从没有听到了一句谩骂或者指责的话：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讲述受到的迫害就象是在叙述获得的恩宠”。
福音、传教与宗教自由。按照施神父的观点，在锁链、劳改营里见证基督的人的奇迹，使那些将中国教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都一味视为宗教自由战斗的观点显得太过简单化了。这种观念，崇拜魔鬼也视为捍卫宗教自由。施神父指出，“多年来一直在为所有人的人权、宗教自由而战，为此也包括基督徒的，这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却常常以简单化的方式进行，形同工会复仇等，完全忽视了基督和教会的使命”。以至于其结果是将宗教自由视为实现教会在世界传教使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基督本人就是“在绝对没有宗教自由的情况下”把祂的救恩带给世界。
教宗的建议被忽视。历任教宗的教导中被忽视最多的肯定是邀请和解以及相互宽恕了。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的信中不断向中国天主教徒强调了这一点。“本笃十六世教宗劝告众人‘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在这种情况下，亦该注意，特别在缺乏自由的空间里，在评估一个行为的伦理道德时，除了所犯的行为之外，还应特别审核行为人的真正意图。为此，每件事情必须按其个别情况去考量’（7）”。“不幸的是，包括中国之外”也有许多人没有听从这些教导。他们把一切都归于不同于政策和政府的意见。有时，甚至继续采取指责、谴责他人的态度。他们将慈悲和正义对立起来，在教会活动中也实行这种偏离正轨的对立。就象教宗方济各在《慈悲的容颜》中反复重申的。尽管许多中国主教始终明确阐述了用宽恕与和解治愈教会创伤的必要性。就此而言，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介绍了一位“老妇人给我讲述的她曾遭遇的‘共产党’的迫害、讲着讲着情绪激动地高呼‘共产党！全都下地狱’！我试图让她明白不能诅咒任何人下地狱，上主要求我们宽恕……。我把这件事讲给了招待我的主教听，他痛心地表示，‘我们的堂里主日都是慢慢的，但如果我的基督徒都像这位妇人，那我得说我的教会死了’”。
教宗和国家主席。结合自己的经验，但又不涉及外交领域的问题，施神父谈到了几十年来每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谈判开始便会遭到拦腰斩断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前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中国事务官员表示，“部分观察家和中国主教们认为，只要中国国家主席和圣父教宗没有机会门面、相互正式和公开彼此承认，国家教会关系问题就不会开始有任何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