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虽然中国政府去年宣布全面开放二胎生育政策，并于今年一月一日正式生效，但为国内一个“地下”教会的信友团体来说，生育政策不是他们要考虑的方向，因他们认为天主教徒应对生命开放。
该个在中国东北的地下团体的神父对天亚社说，他们那里没有因开放二胎，而影响了教友是否生育小孩的决定，“国家政策从来不是生育与否的考虑”。他们都鼓励教友应对生命开放，因为生命是天主的恩赐。
教友杨德兰对天亚社说，她和丈夫十八年前生了首胎后，一直没有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直至五年前加入堂区的这个信友团体后，明白到“对生命开放是天主旨意、是祂喜欢的，就想顺其自然，不再采用避孕措施”。
杨氏坦言，起初顾虑很多，担心要照顾孩子，少了自由，不能工作，尤其影响家计。“现在有时候也很担心家里经济，对钱的依赖甚至超过对天主的信赖”，但在天主的眷顾下，他们没遇到什么困难。
不过，因小儿子在去年出生时，还未全面开放二胎，或许要被罚款，现在还没去办理上户口手续。杨德兰说：“我们当时只是想要多一个孩子，所以没想太多国家政策或刑罚的问题。”
据官方统计，全国无户籍群体约有一千三百万人。他们多是在一九七九年一孩政策成为国策后，父母为了规避罚款或处罚而没有登记的超生子女，不能享有正常公民的免费就学和其他社会福利。
华东教友佳兰认为，应给所有“黑户孩”上户口，给予他们正常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她说：“黑户孩的存在是可笑和错误的，应该立即改正。”
功利政策，非关人权
对于开放二胎，国内很多教友都认为是为了解决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刺激经济等问题的手段，不是基于人权理由。
佳兰对天亚社说：“人权这个理念，在中国的价值观中是不存在的，不会成为中央出台政策或是广大人民群众生育去考虑的因素。”南京教友宗学兵认为，这政策依然“充分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宗旨”，而所有限制生育的因素都是漠视人权。
教授经济学科的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吴伟杰博士认为，中央推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刺激经济。他对天亚社说：“中国内销所占的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已发展国家低，人口增长可以增加国内消费。”
河北省教友柏林也认同，“更准确的说是促进楼房的销售量”。他说：“第一，能改善住房需求，第二能延缓楼市增量房增速下滑，有利于房价稳定，总之对国家房地产业影响甚大。”这位医生以自身作例子，在二零零零年生了女儿后，去年是第三度换房。他说：“没有孩子买那么多楼房有什么用啊！”
中共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于去年十月廿九日结束后，发表公报表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意味正式废除“一孩政策”。此前，政府已作出热身，于二零一三年通过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容许夫妇其中一人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
不过，新政未见成效前，却出现了新的家庭问题──被宠坏的独生“小皇帝”以死相逼不准父母生第二胎。
幸而，在教会内，对生命开放的想法帮助了杨德兰的大儿子建博建立正面态度。
这位青年对天亚社说，弟弟出生前父母有问过他喜不喜欢，“因为在教会成长也懂了很多，所以很希望自己也有弟弟妹妹，所以我的态度是很支持的”。
建博承认，在弟弟出生前也有很多担心，“怕自己在家中没有地位或者父母不再把爱都给我”，但他在信友团体里学到，“如果想成为基督徒，就要做爱的分施者”。
此外，许多教友都感到孩子多会令家里更热闹和开心，是天主的恩赐。
建博表示，自己和弟弟虽然相差十八岁，但弟弟的出生完全改变了家庭的气氛。“之前家中不和谐，尤其我和妈妈的关系特别不好，但弟弟来了后完全不一样，让我懂了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总和妈妈生气”。
育有一名女儿的山西教友玛利亚对天亚社说，她本人是与姊姊一起成长的，觉得家里多些孩子会热闹一点，故此也希望多生一胎。
教会应灌输生命文化意识
推行逾三分一世纪的“一孩政策”虽已结束，但为社会带来诸多问题。教友宗学兵认为，推行二胎政策就是全面否定了计划生育政策，“不论如何贴金描绘这政策的好，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他呼吁教会应趁机提高人们对生命权利的意识。
他又认为政策开放后，堕胎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善，因为现在做超声波检查就能看出性别，若胎儿并非心目中的性别时，他们的父母很可能会选择流产放弃。
他表示，国内社会不太尊重生命，“有些人对待流产堕胎就像感冒发烧一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冷淡漠视已经很接近生命底线”，故此他希望教会能把握机会，在生命权利的训导和教理法规上多加精力，让更多的人明白生育权的重要性和慎重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