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一日是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逝世四百周年纪念，这位传奇的耶稣会士生于一五五二年，卒于一六一零年。他的生平和在中国传教的方法，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也是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特别是过去半年，台北、巴黎和三藩市均举办了国际会议，探讨他的影响和意义。
利氏不仅开创新颖的传教方法，也提出西方社会与中国接触的崭新方式，其成功的魅力远远延伸至天主教圈子之外。
利玛窦在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世之年诞生，但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他为什么不单纯重复沙勿略的做法，起码可以赢得在亚洲各地为几万以至数十万人付洗之赞誉？
这条路从何而来？利玛窦在意大利时的初学导师及后来出去传教时的长上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神父挑选了他和其他几个人，在亚洲开创完全不同的传教方法：传扬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国人的天主教。
为此，传教士必须：走进福传对象的思想与内心、语言与文化、符号与情感，才能重新演绎天主的临在、耶稣和教会生活的意义。利玛窦是当中佼佼者，最能实现这种传教方法。
是什么因素触发这次大胆的尝试，背离了传教士将基督信仰与欧洲文化连在一起的传统做法？
范礼安的创造力无疑是必要的，他的想法超越了欧洲文化的囿限。而利玛窦的经营能力和语言天份，则使他从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变成名震全球的名人。
另一因素也许是利玛窦抵达中国的机遇：葡萄牙一度划出强有力的版图，但他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经葡国殖民地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时，正值葡国殖民主义的衰落。
一五八零至一六四零年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完全丧失了扩展中的殖民帝国的风采和积极性，对殖民地的管治相继瓦解，在亚洲及中国作为主要殖民大国的年代结束了。利玛窦这个时候跟亚洲和中国接触，既没有背负殖民者的包袱，也不会因欧洲人身分而树敌。
葡萄牙人身为殖民主义者，固然不获好评。沙勿略于一五四零年代出访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时，对葡萄牙人的行径感到震惊，觉得有损福传工作，因为福传是要把福音精神体现出来。因此，他向前进发。
葡萄牙奉天主教为国教，国王均承认传扬福音是其事业一部分（亦是为了把欧洲文化强加于福传对象身上）。沙勿略赴亚洲传教，与其说是由教宗委派，不如说葡萄牙国王向耶稣会会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提出私人请求后，便有人从欧洲出发了。
利玛窦却不然。一五八二年葡萄牙成了强弩之末，他此时进入中国，往绩清白，没有被那些关系所拖累，得以逐步接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最后抵达朝廷。
利玛窦的影响深远，当中他塑造的传教方法之背景及前提，为今天再切合不过。过去六十年来，亚洲从政治及文化上向欧洲认同的包袱中释放出来，基督宗教处于合适的位置，在中国、越南和印度进一步发展范礼安的梦想，以及利玛窦及同伴的传教方法：基督信仰和教会生活是“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国人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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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利伟豪（Michael Kelly）神父撰文。利神父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开始出任《天亚社》执行主任。一九八二年至今，他曾从事电台和电视制作，并为澳洲及亚洲许多宗教或非宗教刊物撰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