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一项有关香港天主教会政治影响的研究报告发现，堂区可以成为培育信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地方，但有教友指未有积极谈论时事的氛围。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陈慎庆教授在二零一四年结束为期两年的〈天主教教会在香港的政治影响〉研究，并于最近完成报告。
这个研究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优配研究金赞助，目的是探讨天主教会对信徒在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堂区所发挥的作用。
陈慎庆对天亚社说：“在过去十多年，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者对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出版了许多论着”。这些西方观念和理论有助理解香港教会在政治上的角色和潜在力量，而此前未有学者就这一方面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他续说，“认识堂区的潜能，有助教会回应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更好地履行教会的使命。”这些潜能包括神父可以提升教友的公民意识、堂区资源可以训练教友的公民技能，以及堂区的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时事资讯的流通和讨论。
陈慎庆指出，自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中国政府渐渐收紧控制，影响着每位香港人和教会的使命，“天主教会需要回应香港政治环境的转变，也要捍卫被政权剥夺自由和尊严的人”。
该研究分为神职人员和教友两部分访问。研究员曾联络全港五十一个堂区中的四十七位主任司铎，成功访问当中十五位。
然而，报告指出：“虽然当中有三位主任司铎愿意参与研究并完成问卷，但是其所属堂区的堂区牧民议会不赞成在教堂进行本研究。”
由于研究需要比较主任司铎与教友的关系，因此最终只能采用其中十二位受访主任司铎的资料，占教区整体百分之廿三点五。陈慎庆认为成功率“也不是太低”，问卷调查能够完成二至三成的研究对像，属于正常情况。
是次研究成功访问的例子当中，九龙区和新界区各占六个，而香港岛区没有成功个案。而据陈慎庆了解，港岛区拒绝接受访问的原因除了“工作很繁忙”、“主任司铎不懂中文”、“不想再参与研究”，他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包括“阶级和政治”。
他说：“港岛区许多堂区教友属中上层阶级，这些教友不想涉及政治问题，神职人员也会避免这些课题。我的研究项目名为〈香港天主教教会的政治影响〉，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十分敏感的题目。”
报告指，研究分别以“教会中形式和非形式的社会网络”、“教会的环境”、“导向力量”和“个人的属性和资源”四个项目来解释教友的政治行为。
教会中的形式社会网络是指“堂区内部各种诸如关社组、善会等的正式设立小组，以及各类活动”，而非形式的网络则是“教友私人的社群关系”。这些网络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信徒的政治行为，“直接说服和在社群氛围中接收提示”。
报告发现，教友在堂区牧民议会和“教会的小组”中，“经常”和“频密”地讨论社会政治议题分别有百分之五和接近百分之十三；在“天主教徒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中，“经常”和“频密”地讨论这些议题则接近百分之廿二。
因此，报告认为教友在堂区中虽然有一定强度的形式网络，但这些网络的性质更多是不涉政治议题的。其次，教友“并非没有兴趣讨论社会政治议题，他们只是选择在非形式社会网络中进行讨论”。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执行秘书陈丽娜对天亚社说，堂区牧民议会等架构本身已有很多既定行政事项须要处理，未必有时间讨论社会议题，但堂区应该推动一种氛围，“成为可以让人适合的地方谈论社会政治”。
她指出，很多教友仍然觉得堂区不适合讨论政治，但如果能改变这种想法，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教友聚在一起，一齐找方法实践。
在公教家庭长大的黄上智指出，“教会不应谈政治”的想法在教友间仍然很普遍。
他对天亚社说：“去年占领运动期间，我邀请堂区神父在弥撒的报告事项中讲解教会对事件的立场和原则。神父接受了，但事后发现教友在我背后说了很多流言蜚语。”
这位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青年透过天主教同学会及天主教大专联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然而，他认为堂区仍是推动教友关心时事的个重要地方。
他解释：“一般教友大多只会参与主日弥撒，堂区是他们主要接触教会的地方。如果在讲道或堂区报告时加入关社元素，相信能够提高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识。”
研究发现，近五成受访者同意“神父能影响信徒群体对政治及社会的看法”。陈慎庆认为，这说明了神父有很大的能力和责任，在堂区的环境中培育教友的公共参与精神。
他指出，教友组织的文化对于社会政治议题较被动，经常要教区或主任司铎推动，教友才会积极关注和采取行动。
陈慎庆说：“在访谈中，曾有信徒领袖表示，教友对于社会政治议题的取态，要看教区的立场。假如教区没有明确表态，教友会较为犹豫，唯恐与教区的立场相冲突。”
教区秘书长李亮神父表示，教区在特别的社会议题上会发出指引，提示神父和教友教会的立场和原则。
李神父留意到堂区近年举办不少关社活动，但“不可能每个堂区有同一程度的参与和回应”。他又强调，从未听闻有堂区或者主任司铎留难或阻止教友讨论政治。
他说，关心社会也是信仰的一部分，但“不等于全部”，教会的角色不单只是关社，其他信仰内涵也是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