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清洁工人是社会最基层的雇员，他们入行最年经也四十七、八岁，年老的更逾八十岁。但这群最年长的雇员，却是最弱势的一群，他们年老出来工作，只求赚取微薄收入餬口，不用申请政府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然而自力更生却换来雇主的百般剥削。
曾有人在脸书分享：「有次进商场厕所，清洁姐姐正忙，我冲口而出说：『哗！很干净！」姐姐热烈地回应：『你赞厕所干净就是赞我，多谢你！我好开心，好开心』，『有空再来啊！』」
其实基层工人可能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满足，但他们往往是最被忽视和剥削的一群。
明哥今年七十岁，在公厕任清洁工。他入行六年，却换了四间公司，不是他爱换工作，而是政府的外判制度，迫着他两年换一次公司。
政府的外判制度，要求「价低者得」，所以，外判公司想投得工作，变相要把成本和利润等压到最低，而工人首当其冲便成为受害者。
明哥坦言，在行内多年，见尽各种减成本的现象。「像是地拖、扫把，清洁的基本工具，有些公司都不会提供，要靠工人自己捡别人不要的来用。」
一直帮清洁工人争取权益的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辖下的教区劳工牧民中心－新界中心主任余少甫也说：「有些更只获发一件短袖汗衫，挡太阳的草帽、防滑鞋、风褛、手套、口罩、垃圾袋等也没有，要工人自己准备。更见工人打风下雨，用大垃圾袋剪个洞倒来穿以挡风雨。即使有风褛，可是穿了五年，破了，还仍是那一件。」
清洁工人已是社会最基层的一群，而更多是银发族。他们只求赚点微薄收入养家，但很多时却受尽老板无理的剥削。
明哥四月廿二日，就跟十六名清洁工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指称外判公司剥削他们。
他在会上说，多次被公司扣起工资。「十月获发六千元月薪，但同样工时下，十一月却只有五千多元，少了八百元，身边七成工友都曾经历出粮不足。」
外判公司的承办合约一般为两年，但有公司会「做手脚」。余少甫说：「劳工法例规定工人做满两年，可获遣散费，但公司在承办服务开始，要求工人迟一至两天上班，并在合约上写上他们上班日期，变相承办合约完结不再续约，遣散工人不用付遣散费。」
而大部份清洁工人，都愈六十五岁，根据香港法例，不用供强积金，加上香港亦没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变相他们退休，毫无保障可言。
余氏慨叹：「香港问责高官五年完成合约有约满酬金，动辄取几百万港元，但这班清洁工可说约满后甚么都没有。」
清洁工人往往只能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很少会获加薪。而明哥更指出，最讽刺的是，像他原本在旧公司工作，时薪是高于最低工资一元多，但旧公司不获承办合约转了新公司，对方只给最低工资，结果，明哥虽然在同一岗位做同样的工作，却变相减了人工。
他说：「当然，外判公司转来转去，每次都签一份新合约，我们亦没年资累积，故年假永远只得最少的七天，不能累积。有些公司甚至医疗、劳工保险都没有。工人请病假，要扣年假或人工。」
余少甫指出：「清洁工人多数年长，对劳工法例不熟悉亦怕事。而有外判公司为一班当年被迫提早退休，但做过或管理过相应职位的公务员开办，或有外判公司请这类人士回来帮忙，他们对劳工法例非常熟悉，知道有何漏洞。」
他相信，外判制度是工人被剥削的主因。「外判制度要求价低者得，在没多少可以赚钱的情况下，唯有向工人开刀。」他还指，曾帮工人向负责外判的政府部门反应，但部门回应，是外判公司跟工人间的劳资纠纷，着他们向劳工处投诉。
「外判公司给政府标书时，应该列明了工人的福利和工资，若他们做不到，部门是否要跟进，否则纵容他们这样做而又跟他们续约，变相是帮凶。」他要求，食环署认真检讨外判扣分制，更改扣分后仍能投标政府项目的制度，并加密人手，巡查外判工的次数。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培育干事李雁君表示，香港回归后取消集体谈判权，加上没有全民退休保障计划，令工人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希望政府正视有关问题。
天主教劳工牧民中心于四月廿九日劳动节前夕，在圣博德堂举办「安乐茶饭」，为答谢政府外判清洁工友、单幢式大厦保安及南亚家庭人士的辛劳。
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九龙中心主任毕雁萍表示，活动是为延续慈悲禧年的讯息，希望人人有口安乐茶饭，并让他们联络感情。她估计参加的工友约有一百五十人，费用全免。
这正如有份出席「安乐茶饭」的香港教区林祖明副主教说：「我们在街上有时未必注意到这班基层工人；但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工作上，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好应该给他们一个支持和肯定，多鼓励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