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保仲─一位地下教会神父还俗的心路历程

我们在安琪女士主持的『巴黎自由谈』沙龙见到受邀演讲的崔保仲。面善，温和，讲话疾徐有致。主持人说，他身上还存有神性，满座欣然会意。『巴黎自由谈』沙龙开启于1996年，大学生，思想者，艺术家，各路人物，高谈阔论。神父出身的，绝无仅有。崔保仲演讲的题目：『宗教与自由』。神性与人性，也许从来都是一个神秘而需要悟性的话题。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演讲者大约想传达的是：崔保仲―约瑟夫，约瑟夫―崔保仲前后的转换听从的都是一个声音―良心的声音。

崔保仲出生在河北保定附近一个几代人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述22岁前生活在一个世界 神的世界？22岁之后进入社会―人的世界？出生后不久受洗，五岁起祈祷。十几岁听神父讲课，始知“人的一生应奉献给上帝”。曾不顾父母拦阻，离家出走追随神父。后来，终于在不到16岁时进入保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巡回式的神学院。迫于当局追查，每隔三四个月转移一次，从一座村庄搬到另外一座村庄。

沙龙上放映了一部当年法国电视六台拍摄的一部崔保仲和信徒们在修道院修行、生活、学习的影片。片中个个虔诚、乐观，苦修而不失笑容。影片内容被中国官员知悉后，当地不少人受到牵累。修道院的学生逃跑了，他们寄宿的家庭遭遇了麻烦。说起来崔保仲至今感到内疚。

崔保仲，在修道院经过几年苦修后，22岁毕业。当时急需神职人员，年轻轻就被地下教会祝圣为神父。那个时代的中国，外界所知有限，其实地下教徒不少。耶稣教会几个世纪前在中国的播种，星星点点，生生不息，也许在八十年代出现了繁衍的良机。崔保仲成为神父不久就被派到沈阳、安微等地布道。然而，这位风尘仆仆，受命传递上帝声音的使者，多年后自动离开了教会神职工作，知情者无不为之震动，这无疑是难以迈出而终于迈出的巨大一步! 这一举动，至今在常人看来，仍然有许多不可解的因素。记者随后通过电话采访了崔保仲，这次访谈就从他在中国地下教会布道的经历开始：

法广：今天回想起来，在中国地下教会做神父的那段生涯，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是在为上帝奉献？是在为人服务？

崔保仲：从修道院的教育来讲，其实两个都有。教育的时候，是说要奉献自己。独身，不结婚，这也是一种奉献。把自己全部献给神，献给教会。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因为是和信徒一起生活，包括行很多的仪式，做弥撒，给病人，给小孩举行的仪式等等。跟人接触的过程，体会得更多的是服务。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三年之后感到疲劳的一个原因。每天要跟很多人讲话，谈话，要开导很多很多人。这之间个人也有祈祷，但更喜欢在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去体会神的存在。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反而感觉到比较淡。

法广 ：作为神职人员，服务也是对上帝的奉献和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您同时也感觉到一种沉重，是吗？

崔保仲：对。这种沉重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可能太年轻了。去管理三四千人，四五千人这样一个大团体，从管理能力来说是不够的。另一方面，那时候修道院的教育也相对贫乏，没有学到太多的东西。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讲来讲去，不知道要讲什么了。经历了修道院那么多年封闭式的教育，没有太多的生活，也不太了解信徒们的家庭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所以后来就觉得精神上很累。就是自己还想给他们，但是不知道给什么。当时就是这种状态。

法广：中国的地下教会，外面所知的很笼统，但至少知道它们存在的情形是很不容易的。您是地下教会的一位神父。您能简述一下您所亲身经历的地下教会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有很大的风险吧？就是说神职人员经常冒着被抓被判刑的危险？

崔保仲：在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都有很多风险。那个时候，我听过，我也见过很多人曾经被抓过，被关过。甚至被判过。在进修道院之前，基本上，神父都会提前给我们讲这些事情，就像打预防针一样。让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但是那时年轻气盛，越是有危险，越是有一种想历险的心情。就是想去，因为之前在家里毕竟生活得很平淡。我自己从来没有被关过，那时候也没有真正体味到到底被关进去是什么滋味。但是我听到有进去过的经历的人的讲述，真的不想再进去第二次。他们内心的那种恐惧，那么强大，那么沉重，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

法广：22岁，就担当了神父的重任，被派到沈阳安微。当时在沈阳安徽等地布道的时候，有时场面很大，信徒很多，很难想象能够一直秘密地进行布道？

崔保仲：沈阳场面不大，基本上一两百人最多。其实，当时不少情况下是取决于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的关系好坏。沈阳当时地上地下教会的关系不是那么差，当时沈阳的大主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我们做。沈阳只有一个官方主教。地下教会是没有主教的。我们去了后也只是帮忙，照顾那些信徒。因此我几乎没有遭遇过被举报这些事情。在安徽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遇到麻烦。安徽也没有多少地上地下教会的冲突。地上地下的冲突，主要是在河北福建一带比较严重。在安徽布道时，经常是几千人的场面，我们布道的那个地方离派出所很近。布道时组织者在外面布置岗哨观察，看到有穿制服的，有陌生人过来就会提前通知里面。到时候就想办法离开。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法广：您还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候，法国电视六台曾采访过你们。后来这部片子播出后，被中国方面知道了。你们神职人员赶紧转移了地方，但是当地好多人因此受到很严酷的待遇？

崔保仲：对。这个我只是后来听说的，我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去那个地方。一些知道情况的人后来给我讲发生的事情。我们那时住过的一些家庭，尤其是一位老妈妈，大年三十被抓了。其他人被抓去讯问后就放回去了，这位老妈妈性格很刚强，不愿配合，结果她被关押了六个月。我后来见到一个当时一起在修道院学习的同学，我们都感到特别内疚。这种事情是我们引起来的，但我们却跑了。

法广：中国地下教会现在的情形有否改善，据您了解，做弥撒的信徒和神职人员，他们还会冒着时时受到干扰，受到警方抓捕的危险吗？

崔保仲：据我所知，现在基本上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他们基本上有固定的场所学习，很少像我们以前那样搬来搬去。从零三年之后，据说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法广：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然听到不少家庭教会的成员被抓，被捕的事情，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些消息？

崔保仲：我后来听说有些主教被软禁的，被带去说话的，一直有听说。但是对于小的，比较不太出名的，好像后来基本上管得比较少了。

法广：您为什么要来法国，您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进入神学院进修，是为了到法国教会工作，是为了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寻求什么，或者是一种内心的需要？

崔保仲：那时候其实对法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修道院的学习很封闭，教会其实也是很封闭的。后来有法国人去了中国，就有了一些接触。再一个就是学习神学的时候，知道法国历史上有很多圣人，我们说法国是教会的长女。其实，当时没有多少选择，或者去法国，或者去意大利，或者去西班牙。后来碰到一个当时在中国的法国朋友，就来到了法国。我出来一方面是想看看西方的教会。那时候我还想，到了法国后，法国离意大利，离西班牙，离梵蒂冈都不远，到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法广：很有意思的就是您来到巴黎后，一边在神学院学习，一边在教会布道，一边帮助从中国来的教会人员的时候，渐渐的，您却开始了反思。您对教会，或者对上帝的认知发生转变也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契机是怎么出现的？

崔保仲：这主要是因为学习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分析人类行为。这一理论把人类行为跟动物行为作了一个区分：动物靠本能，吃饭、睡觉，捕食，因本能的需要去做这些动作，没有太多个人的自主意识。而人作为一个高级动物，相对来说，对于主要做的事情，主要实施的行为，有一个目的性，对这个目的性有一个认知。认知以后，还想去做，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自由意志在里面。当时，我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开始反思自己：我作为一个人，我之前所做的那么多的决定，然后做了那么多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是我只是在环境当中，随波逐流，被环境架着，拖着，推着，一直就这样生活着？我做了一个彻底的反思。后来发现，包括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中国教会服务的时候，后来觉得劳苦劳累，甚至内心的空虚等等情形，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很适合祭坛上布道，更愿意踏踏实实过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的生活。然后就经历了刚才您谈到的“闭关”，之前还跟一些有经验的神父，主教交流，请教他们。

法广：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心理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包括您跟巴黎大主教的谈话，您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请教的 ，去跟他们交流的？

崔保仲：天主教一旦祝圣为神父之后，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这是一个永久的印记。而且，从神学上讲，这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个教育，包括洗礼，受完洗后，你一辈子都是一个基督徒。当时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发现了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但是我好像又不能离开，我已经被绑在这上面了。所以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纠结。有时在祭坛上举行弥撒，布道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觉得不想做，不愿意做，但是又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就请教巴黎大主教，倾吐我的内心，包括自己以前的经历，讲述我内心的一些历程。最后，就是大主教给我讲，一定要忠实自己的内心。神学上讲，良心是上帝的对人发出声音的一个圣所，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当然人的良心可能会犯错，但是即使良心会犯错，人还是要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他当时给我重复这句话。而且他引用圣经上另外一句话，就是耶稣讲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如果神是真理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法广：听从个人的内心，听从良心发出的声音，这句话好像又有从神性回到人性的意味？

崔保仲：关于人和神，西方人把神放在对面去看，是另外一个。但是我后来觉得，我可能也是受东方哲学的影响，我觉得神应该在人内心，在内在，所以我到内心去寻找神。当我在内心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声音。

法广：可以说，这位大主教的这番谈话对您下决心作出一个最后的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崔保仲：非常重要。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管我做什么决定，是继续做神父，或者还俗，去结婚，他都支持。

法广：然后您就决定去比利时一座修道院再去思考一番，就是前面提到的“闭关”，后来就“神志清明”，平静了？您前面提到，您后来在祭坛上布道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讲的都有点空洞。对自己不满意，这是到了法国多久以后？

崔保仲：这个过程当时差不多有两三年时间，挺长的。大概是在零五年，我零二年到了法国。三年之后，我开始有了这种感受。到了零七年，差不多又快过了三年的时候，才做了一个彻底的决定。我那时候跟家人，跟父母商量这件事情，他们都不能接受我这样做。这毕竟还是有一点类似像通常所说的丑闻一样。就是你做神父，现在又要还俗，在天主教里面，在传统意义上讲，都很严重。那天在沙龙上有一位先生提到“背叛”这个词：当时祝圣成为神父的时候，这是对上帝的一个许诺。现在背叛这样一个许诺，就好像是对上帝的背叛。但是我的想法是很清楚的。或许我承认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背叛，但是对我内心，对上帝，我是绝对没有背叛。反而我觉得是一种坚持。如果我继续浑浑噩噩地在教会里面混日子，我觉得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背叛。那种生活是我所不想要的。

法广：您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帝在您的心中始终是存在的？您还是认为有上帝？您的上帝和基督教所说的 上帝是一致的？

崔保仲：我觉得可能很难定义。如果你从神学的意义上讲，我可能多了一些中国哲学的一些元素吧。因为对于每个信徒来讲，他对于上帝的理解，都是跟自己所接触的文化背景有关。如果从知识上，从神学上讲，我当然对于西方的上帝的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是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是带有很浓重的东方哲学的色彩，包括对天、地、人的理解，可能和西方的这种基督教神学对上帝观念的理解都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更丰富。

法广：那么您从比利时闭关回来，您的内心就彻底平静了下来，然后您就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然后很快辞去了神职？

崔保仲：我是差不多做完一个学年，零七年的时候离开的。差不多很快，因为当时工作毕竟是一个学年一个学年的，我当时负责巴黎五区一所中学的学生的宗教课程。我把课上完，一直到六月份之后。我记得我是五月份做的这样一个闭关，以后再也没有继续接下面的工作。

法广：但是辞去神职，必须要得到教皇的批准，要有一个正式的申请，得到梵蒂冈的正式签署，才算正式终结了神父的职务？

崔保仲：对我自己来说，在我做出决定的那天开始，我就不在教堂里行使任何的职务了。包括布道，做弥撒。但是另一方面，比方说可以结婚，这就需要教皇的一个许可。这个过程申请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因为梵蒂冈普遍的规则是，对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一些的神父想还俗的话，尽量拖一拖，看看是不是还有转机。对于四十岁以上，或者已经结婚，有了小孩这种，基本上马上就会批准。我当时拖得比较久，因为我当时比较年轻，再一个原因我是单身，我一个人出来的，不是因为有情感的因素或其他的问题。后来还是给我批了。

法广：虽然您现在离开了教会，您已不是神父，您还是一位教徒吗，你还是一位信徒吗？您还相信上帝？或者您已完全脱离了，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了？

崔保仲：我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从教会这种机制里面出来，我是要做一个凡人，然后我有自己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肯定百分之八九十还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成长，所以印记是永远都丢不了的。即使我去教堂可能不是去得那么多。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我对基督教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愿意保持我自己的理性，我希望比较理智地去看待信仰这个问题。其次就是内心变得比较开放，不再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就不能碰触其他的宗教。对大家讲，我可能有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身份。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除此之外，我可能也比较喜欢佛教的一些思想，道教的一些思想。

法广：现在在脱离了教会的神职以后，如何感知自我，自由，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您已经找到了它们，确切地有了把握？

崔保仲：我觉得自我和自由并不是说把自己关起来。比方说，现在的工作，我自己做展览也好，跟其他朋友一起接触也好，我之前当神父的一些惯性还是存在的。我经常还是给予，帮很多的人。把心打开。不管我做不做神父，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价值观，我的一种人生观。把自己打开，然后真诚地去面对每一个人。但是也尽量可能地不让自己受到伤害，这也是必须和必要的一点。真诚地去面对每一个人，然后去帮助他们。我觉得生生不息，生命要共享。在我的人生观里面，不管是不是神父，不管是不是教徒，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联系的。所以这种生命的共享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我在努力地去朝这个方向发展，怎么样能够去破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让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心与心交流。

法广：请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离开教会以后的生活，您在法国这几年的生活，您的学习和研究？

崔保仲：我离开教会以后首先是去ISIT法国高等翻译学院学口译，学费很贵。一年六七千欧。读了一年以后，负担不起，就不读了。当时申请了索邦，一开始申请哲学系，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是程抱一的女儿安程带的一个班，结果开学的时候他们才通知我，这个班只有两个学生报名，抱歉，不能开班。然后只好去了旁边的巴黎三大报了比较文学这个专业。从M1开始。哲学，我之前是有基础的，直接申请读M2，硕士第二年，但文学我基础不是太深，从三大那面，就从研究生第一年开始读。不过研究程抱一这件事是我之前就想好的。因为我到了法国之后，他的作品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一直想做他的研究。

法广：他的小说，诗歌，还是他的其它作品对您影响最大？或者是他的作品里的某种因素对您影响很大？文学的，艺术的，精神的？

崔保仲：主要是他的那种融合。把中西文化，中法两种语言，包括宗教的融合。而且他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时特别好奇，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9年，后来到了法国，把法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去写作，去表达，后来又受洗。他是怎么做到这些的？他怎么能把这些不同的元素，甚至有时会是冲突和矛盾的元素这样在他身上整合，这样能够在他身上和谐地共存。所以我就读他的书，他的各种著作，他的书我基本上全都读了。当时对我启发很大：是，可以这样，就是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以后，可以用法语，把中国文化中的最深邃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既然他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应该向他学习，也可以融合我身边的这种差异性，这种语言，文化还有宗教的差异性，然后走出我的一条路出来。

法广：其实，现在在中国，有好多人把信仰天主教，新教或者信仰其它宗教作为一种形式的追求自由。另外，不少从中国出来的人，到了海外以后，很快地加入了一些宗教团体。而您的情况则很特别，您从小生活中一个天主教家庭，听神父布道讲学，后来成了神父。再后来您从这个环境走出来，走向一个也许更广阔的世界。联系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那么，您对信仰，对宗教，还有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追求，现在是怎么认识的？

崔保仲：我觉得信仰，尤其是宗教，大部分宗教，像基督教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犹太教就更久了。伊斯兰教也是有更久的历史，佛教也是如此。我觉得就它们的文化价值本身，对人类来讲就已经非常重要。这种积累，这种智慧，对我们当代人有很大帮助。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它是跟政治混杂在一起，里面有很多政治性的东西。这点在西方已经做到了政教分离，在法国其实分离得很清楚。但是在很多其它地方还是有一种残留。即使说宗教跟政治分离了，但宗教本身里面，政治性还是有很多的残余。尤其在天主教这种老牌的宗教里面，政治性是非常强的，包括它的老牌的这种机制。从教会本身来讲，它还有好多需要改善的空间。但是，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讲，尤其对于中国这种物质主义横行的地方，特别需要一种信仰来启发，让人们从物质的束缚里面，从这种空虚的世界里面脱离出来。我觉得人需要一些价值观。因为人是灵性的，需要一种有灵性的生活。如果只是一味地在物质里面去寻找这种满足的话，永远也得不到。永远也满足不了。不管是在中国，信基督教是时髦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也好，代表一种现代性也好。如果诚心地去信仰，去传教，这毕竟是一件好事。这一点，我对于佛教的传播，也是持有同样的态度。我觉得任何宗教，老牌的宗教，都有很深的智慧在里面。只是有一点，人们还是要带有一点理性，去看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地，一味地把自己投进去。因为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是有一个历史，历史性在里面，有一个人文性在里面，并非一个纯粹的一个神秘的东西。所以，保留一个自我，保留一线距离，对每个人都可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