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现象
宗教导人向善，众所周知；问题是神的道理，在人世间如何传播；教会又如何面对“世俗”社会对教会内部事务及教理的挑战与质疑？
我想许多人都注意到当今世界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所有发达国家（包括香港），教会似乎已经“边缘化”，教徒不上圣堂是闲事，响应圣召的年青人寥寥无几，“司铎荒”的现象困扰大部份西方国家。笔者复活节期间在澳洲墨尔本，星期六晚出席复活节夜间的弥撒，五位辅祭当中，竟有三位是老人，其中一位甚至已经九十多岁。当晚弥撒颇长，前半部是漆黑一片，全场教友都手持蜡烛，气氛蛮好，但九十多岁的辅祭却跌了一交，真替他捏一把汗。至于神父，也已七十多岁，当晚有一人领受洗礼，老神父先步入浴缸般大小的洗礼池，真怕他滑倒。环顾弥撒会场，触目皆是老人，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年青夫妇，青少年（十多岁到卅岁左右）基本没有。我曾在法国参与弥撒，情况雷同。看到这些景象，真使人担心，天主教会后继无人矣。
另一方面，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已渐次成为显学。记得在七十年代末期伊朗伊斯兰教领袖什叶派的霍梅尼（Khomeini）上台，《经济学人》周刊某期的封面是一个看似玉婆的人物，文内预测未来世界不得安宁，因为霍梅尼是仇视西方的战斗格领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两伊战争，之后是美国的两次波斯湾战争。三十多年来，伊朗原教旨主义者兴起与中东的动荡，一直是世界的热点。另一场运动则是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其“好斗”的特点，已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前阵子美国一个牧师在教堂内焚烧《可兰经》，象征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已上升为一种“宗教民族主教”，宗教冲突已取代意识形态，主导国际政治发展。美国在八十年代支持属逊尼派的伊拉克去抗衡什叶派的伊朗，二零零三年却派兵直捣巴格达，把侯赛因拉下台。宗教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已挂勾，成为影响多个国家安全的头痛问题。
至于天主教会，早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即有解放神学，面对无恶不作的“腐朽没落”政权，为彰显公义，教士也应挺身而出，参与暴力斗争。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论者无不认为天主教会作为民族团结的纽带，莫不起到推动变革的作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强调应无不留情地对不公正不正义的根源大张挞伐，一下子把天主教会转变成伸张正义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宗教已成为“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注一）此外，最近五十年来，“软实力”研究方兴未艾，一个国家强大与否，软实力，即文化、制度、思想、价值观等之发展不可或缺，而宗教亦公认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份。
宗教教义既涉及人口增长、生命尊严、妇女地位等等问题；宗教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教育、环保及实践社会公义方面又多所贡献，但宗教也是构成恐怖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核心元素。宗教对现今社会之国际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可是，回到香港，天主教会的事业，似乎不敌世俗社会的歪风。教会当然不能遗世而独立，但面对现实的各种困境，特别是在“袪邪扶正”方面，如何把神的道理传播开去，显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
香港教会传道面对的困惑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过，神爱世人，是爱所有人，不是教徒即爱，非教徒则不爱。如果我们只爱教友，而不爱非教友，则是用人的眼光去演绎神的道理，是不对的。爱人如己的那个人，泛指所有人，而不单是皈依天主的人。但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最高至善的理解，毕竟俗世凡人，要掌握神的道理，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关键的工作就在这里。洗礼代表了接受主的恩宠，但有了信仰，不表示即已完全掌握神的道理。这个培育、悟道、升华的过程可以非常漫长。教会是介乎人与神之间的中介组织，但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尽管我们有很多“神师”。教会的“人”要传播“神”的道理，他们首先要领悟个中的精华，神学（及哲学）教育当然必不可少，但他们深切了解这个孕育众生的复杂、多变、混淆的世界。向受众传播道理，不能不对受众身处的社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掌握当地文化、思想与主流价值观，才能切中要害，把神的道理打入受众的灵魂深处。
因此，如何使“主内兄弟”的传播，能够有效无误地把天主的道理完整地嵌入教友的心灵，是教会的第一要务。这并非是简单的“讲道理”，而是如何把主的教导演化成每个教友的生命智慧。从教友的立场来说，美妙动人的文章，或是振聋发聩的弥撒讲道，是启发心灵从而更接近天主的沟通。讲道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提升教友受众的精神境界，也是我们对神师的基本要求。
此外我们还有《公教报》。比起数十年前，今天的《公教报》真是生动活泼得多，特别是多了教徒以至神父批判各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公教报》不单是报导教会动态，也是主内兄弟姊妹思想交流的园地。既是思想交流，我看还可以开放一点。“喜乐少年”也办得很好，最近介绍民国时期教育家蔡元培与吴宓的文章，篇幅不长但要言不紊，很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
可是，毕竟《公教报》还是“小众传播”。天主的福音与启示，欠缺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忙，根本难以到达“大众”（mass）的心坎，更不要说打动他们了。Mass 这个字原自十九世纪，当时出现了mass transport, mass media，之后又有mass society, mass culture 。以前教会的影响是透过感化一个一个人，由点及面，但自从“大众”出现之后，教会及其信徒却贬成“小众”了，对整个mass society的发展，宗教起到的作用似在下降。大众传媒不会替教会传教，但他们却乐于报导有关教会的“新闻”，可惜所谓新闻又多是负面的。他们不会报导教会动态，评论版又多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除非教会有大事发生（例如新选教宗），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香港的大众传媒，畅销的总是品味低劣，正是天主教会在社会上要抗衡的现象。哗众取宠是这些传媒的特性，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教会的“丑闻”，又怎能期望他们会为社会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天主教会面对信众还可望守护自己的阵地，但面对mass society的劣质文化与价值，似乎显得无能为力。如何把非教徒的群众，从这些鄙俗低劣的价值中解救出来，是教会必须勇于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任务。
天主教徒要“兼善天下”，但手法端的有限。最原始的方法是个人接触，或吸纳有兴趣的亲友加入慕道班。另一种方法是依靠“魅力领袖”，比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或我们的陈日君枢机，无畏无惧讲出群众心里面的真话，极大地提升了天主教会作为道德高地的地位，巩固了教会的威信。但魅力领袖并不常有，教会要发挥影响，还是要靠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毅力，而完善的架构与机制，绝对是不可或缺。撇开那些已在进行的不说（比如主日学、学校的圣经课等），广大的天主教徒知识份子或专业人士，能否把他们聚合起来，就某些社会政治议题发声，发挥道德良心的力量？法国有天主教报章及学术期刊，打正旗号月旦时事，发出天主教的声音。“抢占阵地”是影响公众舆论的必要举措。
在香港社会传播神的道理，的确要面对教会本身存在的种种局限，以及客观社会环境的制肘。但我认为最需要的是开放与包容的精神。天主教会当然义不容辞对社会上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大张挞伐，但对教会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勇敢面对，毕竟教会是由人组成，必然无法避免因心性丑恶而引致的弊端。
英国著名的御用大律师骆弼臣（Geoffrey Robertson）最近就写书质疑教廷处理众多神父娈童事件的手法：究竟是否应该在教会内部解决这些“天主子民”所犯下的罪过？还是把他们看作“人”，交由世俗的法律去处置？另外一本书剖析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如何“参与政治”、影响世局，而不单纯是宗教领袖。（注二）不管别人是否善意及开明，教会总得勇敢地反思及回应来自世俗社会的挑战与质疑。教会代表上主，但它本身也是由“人”组成的世界；人神“共融”固然好，但若犯了人的罪恶，对神来说就是亵渎。
注释：
（一）参看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页46。
（二）David Yallop,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2007, 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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