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利玛窦墓并愿他安息
2011年3月，我临时租住在京东燕郊一座号称夏威夷的公寓楼里百无聊赖，而租住在我楼上的那人则每天与他豢养的狼狗在房间里来回狂奔，又不时地将水洒得满城风雨一般，真的犹如在鬼哭狼嚎的荒郊野外。而即使被如此烦扰，我却一心只读圣贤书一般，将《利玛窦中国札记》静静地读完，一看日期，刚好是4月4日，而明天，正是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四百年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利玛窦（Padre Matteo Ricci）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由于没有合适的墓地，直到一年后万历皇帝钦赐，才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那里以前曾经是一座乡间别墅，属于皇宫中一个地位很高的杨姓太监，他因为犯有某项罪行而被判处死刑。按明朝惯例，当宦官入狱时，他的产业就归最先占有它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别业不被占夺，杨太监在入狱前就把它改为寺院，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仁恩寺。但他的计划反而成了他失去它的原因，因为私人不许拥有寺院，而归礼部掌管，最终成为公共产业而被皇帝赐给了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会，并作为利玛窦及其他在华传教士的墓地。
这座墓园如今坐落在北京市委党校内，园内松柏参天，四周岑寂。与利玛窦墓并列一起的还有两座各居左右，分别是汤若望与南怀仁，他们是在利玛窦去世后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我带着长子冬儿，从燕郊打车去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拜谒利玛窦之墓。这天下午，阳光和煦，桃花盛开。而为我们开车的出租车司机，当他听闻我们去党校竟是为扫墓，惊诧而又深表同情地瞪大了眼睛，以为我的语无伦次要么是有意讥讽，要么便是痴人说梦。
是的，这北京市委党校的所在，正是当年那个下狱的杨太监的别业，而又是后来成为外国传教士安息的墓园，一处宁静的、充满了悲伤与怀念的圣地。那是自利玛窦在此下葬后四百年间发展而成，由于有皇帝的钦赐而一直受到庇佑。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墓地彻底被毁，划归北京市委党校。1984年，曾被埋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的利玛窦墓碑才得以重树。如今的校园内还留有一座建于旧世纪的天主教神学院大楼，斑驳的墙体外老藤缠绕，主楼的屋檐下写着“1910”字样，我不知道这是指该楼建造的年代，还是为了纪念利玛窦去世三百周年而在那时镌刻上去的。冬儿对这幢如今已成为教职工宿舍的老房子竟兴趣浓厚，接连拍了好几张照片，觉得这充满了岁月沧桑的建筑可以入画，可以成为他将来作画的素材。哦，他原来是为着艺术的构想而快乐——但这已足够了，对于这满怀激情的未来画家、才十五岁的青春少年来说，沉重的历史只是轻飘飘的一张发黄的纸，却是他不能承受的。
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Macerata）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亚平宁山脉，是意大利中部教宗邦安科纳省一座美丽而寂静的中世纪石头城，整座小城在和煦的阳光下到处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
公元1552年10月6日（明朝嘉靖三十一年），马切拉塔城一片宁静。“药房先生”利奇家诞下一子，取名Padre Matteo Ricci，三十年后当他成长为一个耶稣会传教士而到达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从此这个名字不仅被载入中国的史册，也成为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利玛窦发回罗马教廷的有关中国的报导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除了多封发自中国的信札，利玛窦在他的晚年便开始将自己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记录下来，这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份文献在他去世后被随后到中国传教的年轻的耶稣会士金尼阁收藏，并于1614年由他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而寂寞的海上旅途中，金尼阁将其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并在利玛窦某些未能详尽的地方加入了自己的诠释，增添了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见闻，以及利玛窦本人的事迹及其在中国死后的哀荣。这份珍贵的文献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后，在欧洲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的意大利原文手稿则被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并得以整理出版。但无论是对于历史学家们，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拉丁文译本似乎更有价值，首先是因为比利时人金尼阁对拉丁文的精通，他的译本在文采上要远胜过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手稿；再则，金尼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尽管他在某些地方进行了篡改、修饰与增删，但他的亲历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三十余年，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及写作，以及困难重重的传教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言，于意大利文的写作上，反而变得生疏了许多。
《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多种中文译本，我读到的这本《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中华书局1983年版，系“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之一，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审校。这部书一印再印，2010年还出了精装本。
在我看来，《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的第一卷最有意思。作者在这里试图全面概述当时的中国状况，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有非常具体而细致的描写。欧洲人大约是第一次从利玛窦的书里知道茶与漆：“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著名饮料。”“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关于油漆，利玛窦写道：“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彩悦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富丽动人。”利玛窦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利玛窦还介绍了中国人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利玛窦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还介绍了中国人怎样地孝敬长辈、尊敬师友：“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他为老师。”
利玛窦在中国将近三十年，在他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后，他不仅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还编撰了许多中文著作，如： 《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实义》二卷；《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交友论》一卷等，并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过系统的钻研，把孔子及儒家学说介绍给欧洲，在欧洲的学界、尤其是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伏尔泰就曾因此而推崇中国传统哲学，并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
而对于中国来说，利玛窦带来的有关西方的信息与科学技术，更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更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种来自心灵的震动并非因为他的有关天主教的“实义”，更不能与清朝末年救亡图存一般为西方学术所震动相提并论。当时的中国学界完全是在平等的心态下，既没有对西方学术一律视为蛮夷的妄自尊大，更没有以中国传统为愚昧落后的无比自卑。但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两百多年没有与世界沟通的明朝中国大开眼界。
他还在徐光启的帮助与合作下，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五卷，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明史·卷二十五·志第一》也记载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中国人对利玛窦的到来，更多的关注在于他所带来的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乃至望远镜、自鸣钟、三菱镜等。利玛窦借以敲开中国之门的礼物，正是他所携来的上述科技与物产。他教会了中国人如何使用与制造钟表，被奉为钟表制造的祖神而受到膜拜，这大约是他始料不及的。与他交往密切的中国上层人士，或皈依他的教义的中国优秀学者，大都是出于对他的来自西方学识的敬佩，无论是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等人物，完全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渴慕，尤其是西方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精确计算，甚至葡萄牙的火炮技术，使他们对近代科学思想产生了交流的渴望。可以假设，倘若当时中国不是正处于晚明之季而是在一个开明的盛世，或哪怕是在明代初年，这种充满人文主义的交流或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思想革新？给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制度带来怎样的变革思想？这种假设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利玛窦时代的西方，正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大复兴，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但是，利玛窦的到来，他带来的一切科学成果，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明朝中国在万历皇帝的统治下，已经呈现出不可救药的衰败，这位皇帝不仅四十年不理朝政，更是利用太监来干预政府，即便是正常的税收，而一经太监之手就变成了劫掠与讹诈，正如利玛窦在他的书里反复描述的，太监们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一般，黑压压地从皇宫里“飞”出来，到处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而这种皇帝与政府通过太监进行权力斗争的现象，在明代尤其激烈。可以说，明代自始至终就在这样一种政治循环中，给中国社会埋下了祸根。我始终认为，明代从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称之为合格的皇帝，他们要么是手里沾满鲜血的杀戮者、暴君，要么是心理变态的懦夫、弱不禁风的短命鬼，如果要说得“恶毒”或“卑劣”一点，起自社会最底层的流氓乞丐、并以杀戮与阴谋贯穿始终的朱元璋所带来的“皇室血统”，从一开始便使中国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歧途。正如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所描述的，那位中国的皇帝——利玛窦所寄望于他能够实现天主教义的传播，正如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国王之皈依——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自己所统治的国度，反而像生活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对自己的人民充满了恐惧，仿佛他一走出那深居简出的紫禁城，便会被“爱戴”他的人民撕成碎片。
而随后不久，明朝便在风雨飘摇中灭亡，满清游牧者的铁蹄对古老的文明以及它朝着近代科学奔驰的道路，除了羡慕与仇恨，便只有恐惧与疑虑，而极尽践踏与羞辱为能事。此时南明的皇后向耶稣会士表示皈依，希望罗马教廷能够出手相救，也只是渺茫。尽管梵蒂冈至今保留着那封珍贵的信函，而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但新的一页，却并不一定代表新生，而是更黑暗的深渊——在我看来，满清皇朝在思想禁锢方面比明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无比落后的皇朝在思想上的统治除了残忍与冥顽，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扬州十日的屠戮，使其对古老文明的报复达到极致，尸横遍野，血雨腥风。耶稣会士在满清朝廷，或被荣耀地聘请为“钦天监”，或被召为宫廷画师，他们带来的有限的科学技术，亦成为康熙之流手中的玩物，这个据说“好学”的野蛮天子整天研究数学，而他的孙子乾隆则成为“天才”的诗人，那些天文与数学，从没有走出宫廷造福社会……。
对利玛窦，由于他提出的融入中国社会生活、提倡在中国的传教士儒冠儒服的政策而在当时的罗马教廷引来争议与不满。他在思想理论上联合儒家反对佛道，企图将天主教思想直接与《论语》原典挂上钩，通过学术手段争取中国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他的政策是有效的，直到十九世纪末第三次来华传教的基督教教士们如著名的李提摩太仍沿用他的故辙（第一次为唐朝时期聂斯托理教派的叙利亚高僧阿罗本来华传教，利玛窦时期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为第三次）。但由于罗马教廷官方一度否定了他的政策，认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的投降政策，而愚蠢地导致中国满清朝廷与之决裂，从而导致这次传教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因此，虽然利玛窦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并最终葬身异国他乡，对于他所献身的宗教事业，无论如何评价，哪怕将他称为伟大的圣人，都不为过。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他的传教才得到高度评价。
因此在我看来，利玛窦之来中国，却是在错误的时机出现的一个错误的人选，幸或不幸，也只能任由历史评说。
所谓“错误的时机”，正如我在上述中所谓的“即将灭亡的明末之季与随后而来的落后愚昧的清朝”。而所谓“错误的人选”，却并非利玛窦本人的错误，而更多地应归咎于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这却不以他个人的才能和意志为转移的。众所周知，天主教耶稣会由罗耀拉的依纳爵（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8）于1535年8月15日创立，代表了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努力维护罗马教宗的权威，其成员必须绝对服从教会。罗耀拉的依纳爵曾说：“假如教会这样定义的话，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利玛窦以科学的手段来完成传教的目的，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仅译了前五章，这对于利玛窦来说已经足够，尽管徐氏渴望继续，但利氏既无时间也不愿意将时间精力花费其上，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传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从第二卷开始到第五卷，主要记述了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利玛窦的汉白玉墓碑上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十字徽记，右边的碑文是：“利先生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左侧是内容大体相同的拉丁文。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不大的墓园被矮墙所围，前有石牌坊大门。这个在万历年间由一个犯罪的“恶魔般的太监”的别业而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圣洁的墓地，冥冥中似乎有着天意的安排，仿佛满怀了救赎的别样的意味。
站在利玛窦的墓碑前，我与我的长子冬儿合影留念，作为对这位“航海九万里”不畏艰辛远道而来的古代修士的缅怀与敬意，我只祈愿国人能够心怀人本主义的理想，以智慧、独立、自由与博爱的精神，去面对我们的过去与未来，而不再将那逝者的墓碑砸坏埋入地下，以残忍、无知、冥顽与专制为自豪，而将我们伟大的故国文明拖入黑暗的世界。愿生者永怀悲悯，愿逝者永获安息。
此时此刻，我不由地想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长篇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话：“利玛窦脚穿绣花鞋，伫立在‘记忆之宫’的门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