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马里奥．贝戈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枢机于上周三（三月十三日）成为教宗方济。翌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当选新任国家主席。两者的当选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人口。
中文印刷媒体由于亚洲和欧洲的时差关系，至周五才报道新教宗的消息。笔者长期在教会媒体工作，当看到这两则重大新闻在香港一份畅销报章的头版并排而列时，除了感到有一丝希望外，也有一份唏嘘。
教宗方济来自拉丁美洲，从来没有在教廷工作，可能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形所知不多。不过，笔者相信他将会很关注这个约有八百万信众在专制政权之下生活的地方教会。
或许是圣神的工作，香港的陈日君枢机告诉我们，二零零五年世界主教会议后，他和贝戈格里奥枢机在跟进小组一起共事过，而前不久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告别活动上，他刚好又坐在现在已是新教宗的贝戈格里奥枢机身旁，彼此短暂谈论了中国教会的情况。
梵蒂冈中国教会事务委员原订在今年四月召开周年大会，却因本笃十六世放弃教宗职务而推迟。笔者预期，教宗方济一定会在新会期确定之前，亲自了解中国教会的问题。
对新教宗来说，很重要的是他要以智慧去分辨中国教会的真实情况，因为基层信众的呼声由于语言障碍不容易听到，而一些怀有私心的既得利益者，又会试图通过不同渠道影响教廷，令中国教会的事务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处理和判断中国教会问题时，必须看透表象，小心深入了解。
另一方面，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简历显示，他年轻时下放到陕西，其后又在河北、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的各级政府部门工作。这些地方都是天主教重镇，尤其是地下教会团体。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他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有基本了解。
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是集体领导，习近平虽然是七名常委中的领军人物，但在这个体制内，还有其他部门在具体负责宗教事务，包括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去年七月七日上海教区马达钦助理主教的祝圣事件是这种集体领导的典型例子。他在主教祝圣礼上宣布退出爱国会之后即被限制自由，“七七祝圣”被视为高度敏感的政治事件，其处理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然而，自教宗本笃宣布退位后，网络上再次出现呼吁，希望新教宗和新任国家领导人放下历史包袱向前看。
每当看到这种言论，笔者不禁慨叹：历史包袱究竟指的是什么？
难道是指对那些无视教廷警告接受非法祝圣的主教所宣布的绝罚？难道是指鼓吹独立自主自辨的爱国会已受千夫所指的事实？如果是，笔者又不禁要问：是教会在制造这些“包袱”吗？教廷的绝罚错了吗？我们应该接受凌驾于教会之上的爱国会吗？
陈枢机说得对：“中梵关系问题在于中方，我们（教会）完全没问题，是中共完全不合作。每当人家问我这问题，我都会说不关教宗的事，教廷的态度是开放的，中共不改变就没得谈了。”
确实，中国政府于周四向新教宗发出的信息，显示它丝毫没变。
外交部发言人说出道贺语后，又重弹老调，重申处理中梵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即梵蒂冈必须切断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以及不可干预中国内政。
就像其他令共产党困窘的问题，中梵关系的僵局同样需要某种改变才能解决，而球现在中方手里。
每当有新教宗或新国家领导人出现，外界会对中梵关系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国的宗教政策一天不改变，对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不彻底落实，这种期望或许最终又成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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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小兰，天亚社香港分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