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常务委员会于七月二日发表“验毒助康复计划”首轮公众咨询报告，在咨询过程中，纵使二千七百九十一份意见书中有五成六表明反对强制验毒，而反对者当中包括人权组织、医学界、法律界和社工界等对滥药有认识的专业人士，委员会仍决定输打赢要，在今年二月委托港大民调进行与其说是民调，不如说是推销该计划的调查，结果九成一受访者支持该计划，而禁毒常务委员会便据此作出验毒计划广受公众支持的结论。
说该调查相类推销，乃因调查只将计划内容照本宣科，计划各方面备受批评质疑的论点却未在调查问卷中提问，加上五成二的受访者在此前从未听过该计划；另外受访者多为普罗市民，接近六成五为中五程度以下，当中三成七更为中三程度以下，须知“验毒助康复计划”实牵涉很多专业判断及考虑，针对这班对滥药行为及防毒以至治疗均认识不足的受访者，却施以一面倒唱好的问题，实已到了不道德的愚民地步。
例如，问卷只指出执法人员在怎样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强制受怀疑者验毒，受访者会容易接受这样的推销，但问卷却未有提及各方专业人士要求该计划交出如何杜绝执法人员滥权作弊的机制而不果的事实。此外，计划可能增加隐蔽滥药者，窒碍他们接受辅导的机会，这方面更是只字不提。
其实“验毒助康复计划”中的验毒手法，在辅导戒毒者的服务中一向取决于现实情况，以配合辅导手法去应用。以往辅导员使用验毒手法，目的在于警惕及增强受助者对滥药害处的认知，从而接受并加强与精神科医生合作，缓减药瘾。但“验毒助康复计划”的弊端在于将执法司法程序引入验毒过程中，破坏辅导员与接受服务者的互信，更激化家庭之间的冲突。
根据咨询文件里“考虑‘验毒助康复计划’的理据”指出，吸毒人数有所下降，既是如此，为什么要实施验毒计划？笔者一直觉得其对应手法与提供的理据文不对题。咨询文件归纳出的数点理据，不外是滥药者毒龄长和市面上容易获得毒品等等。
毒龄长很容易被理解为及早界定滥药者，以缩短滥药期的理据，但这其实应该归咎于资源不足的问题。笔者以前在这栏曾提过戒毒过程起跌，鲜有一蹴而就；此外须知滥药辅导，必须依靠精神科医生的配合。据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立法会就医院管理局精神科服务议员提问揭露，政府精神科医生与精神病人的比例为一比五百八十三人！过去五年间，全职精神科医生流失率介乎二至五个百分比。这会否是毒龄长的其中原因？是否加强精神科及社工服务才是正路？
至于市面上容易获得毒品而导致滥药泛滥，验毒计划在解决这源头问题上更起不了任何作用。
当局不惜扭曲民意强推“验毒助康复计划”已非孤立事件，它显示了现在梁振英政府的特质：君临天下强屈民意以遂己之欲。“校园验毒”失败后，强推“验毒助康复计划”，锲而不舍，究其原因，实可追溯至梁振英未选特首前，他当时已大力鼓吹校园验毒。至上场后，校园验毒重创，但梁振英岂肯向前任曾荫权示弱，遂咬着“验毒助康复计划”不放。如非这样逞强，岂能赢得张德江一句“敢担当”的嘉许？岂能为连任增加注码？
从推新界东北新发展，将出卖边界偏益地产富豪包装成为解决房屋问题，从政改以一人一票选特首口号掩盖筛选的假局，再看“验毒助康复计划”，其中强行扭曲民意的手法，不是熟口熟面吗？的确是“敢担当”！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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