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以青年和学生为主的争取“真普选”占领行动快满一个月之际，行政长官梁振英就选举的连番言论惹来多个界别的不满和非议。
梁振英十月廿五日参加“仁川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港队欢迎仪式”时，指香港选举制度能确保社会均衡参与，例如在选举委员会中，即使无经济贡献的宗教界及体育界也可以参与其中。
曾在亚运会中得奖的运动员余翠怡在社交平台留言称：“如果体育带来的效益，只是几多个零的关注，那么我们香港的价值观真的穷得只剩下钱。”
梁振英上台后的种种行径令香港社会礼乐崩坏之迅速，使不少市民咋舌。当我们的社会在他带领下，快要“穷得祇剩下钱”之时，基督徒实在需要不断审视、反思和秉持我们所相信的价值。
我们先不从“贡献”的角度来谈“经济产出”，而是看看宗教的“生产资本”。
宗教信仰的最大资本，是传授判别对错的道德标准、处事为人的伦理观念，以及爱己及人和兼善天下的价值。
对基督徒来说，爱能驱使人作出彻底的牺牲和奉献，超出道德和伦理的要求。
我们或者鲜会像圣殿中的穷寡妇般倾囊而出，又或如初期教会的团体般变卖一切，皆归公用，但我们也绝不是“滴漏理论”所形容的，从自己的富足中把多余的施舍给社会下层的人。
正是在爱的价值推动之下，“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格后9：7)，将自己所拥有的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近年愈来愈显见的例子，就是在多个堂区相继设立的“基层饭堂”，定时为贫苦家庭提供食物。
在好些堂区，义工坚持与受助者一起用膳，而不是只分发食物。他们相信，在同餐共桌的时候，他们分享的就不单是果腹的食物，而是在边吃边谈的接触中，所达致的更多情感的交流。这种双向分享比由一般社福机构主导的单向服务，更能让参与者体验彼此间的爱。
这样各种无价的爱，不就超越了那种所谓的经济效益吗？
回顾历史，打从开埠之初，教会派发奶粉和兴办学校，以至今天透过“香港明爱”这个天主教慈善组织提供更多元和有系统的社会服务，教会都在不同的时代中，按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来做“经世济民”的工作，在税收制度和政府公共服务以外，成为资源（再）分配的有力媒介。
不论明爱、修会团体，以致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有否接受政府公共财政的资助或补贴，他们都循预防和补救这两个途径来回应不同的社会议题。
一位体育工作者表示，市民参与体育运动能带来强身健体的效果，因而能减低公共医疗的压力和相应的开支。
同样，宗教信仰及宗教服务团体透过预防性和补救性的服务，亦能大大减轻因社会问题持续恶化而要作出处理的经济成本。
最后，诚如雨伞运动一直所争取的“真普选”，就是要捍卫市民的选举权和被选权。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实在是要确保选民均衡参与，和以选票表达意见的方法和基本权利。
不论贫富、社会地位和贡献，选民的这项神圣权利都不容被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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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乐向前，香港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