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中国高校意识形态之争再掀波澜。今年9月1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在党媒《求是》上同时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就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表态。10月15日，中办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再以公开文件形式收紧高校意识形态。随后11月，《辽宁日报》发表系列宏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同期，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因“这样讲中国”被处分，《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就是要砸了自由派老师的锅……一时间向左的意识形态狂澜席卷高校，令坊间舆论忧心忡忡：失去思想自由的大学将使中国失去未来？
大学行政化，中国思想的最大枷锁
回顾历史，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2005年，钱学森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发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包括钱学森等在内的两弹一星功勋，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者无不是民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因而时至今日，中国人仍时时怀念民国时期的大学风采。
民国大学的风采是独善其身的自由。虽然时局动荡，当权者干涉，但大学一直在洪流中保持独立。民国的大学校长不但要有社会声望、学术声望，还必须有社会理想，不能兼任政府官员。七七事变前，胡适提出“教育独立”，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写入教育法。因此，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和北大，民主和开明的学风备受后人怀念，“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不对大学的意识形态进行管控，保护老师和学生成为民国校长的一大职责。不论是胡适、蒋梦麟、蔡元培还是梅贻琦，民国大学校长无不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作为立校基础，因此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教书匠和啃书人，他们更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为社会说话，更不可能只做一个混饭吃求苟安的角色。民国的校长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被捕，他们首先是以“学者”的身份去解救师生，而非以“官员”自居。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独立的品格，民国时期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学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国家运转都依靠行政命令指挥，大学也被纳入其中，从此，高校行政化体制一直维持至今。当大学校长、教授都被纳入政府体制之内，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然无存，不仅这些校长、教授保护不了自己与学生的思想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一度丧失。在反右和文革中，大批校长、教师遭到批斗，或下放农场、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或直接被打死、逼死。
保持独立的民国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尚能自保，而行政化后的中国大学，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中却惨遭倾覆之浩劫，可见行政化对大学的危害之深。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大范围地去行政化向市场转变，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大学的去行政化一直没有跟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