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析的传教士,特指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城里那群传教士,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所以称之为美国传教士。大屠杀期间,他们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阻止日军烧杀淫掠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无意于分门别类逐一罗述其正义行为,这方面的工作已为众多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著作和论文出色地完成,早已为人们所深熟详悉。笔者在此试图证明的是,传教士们的这些正义行为并不是在一帆风顺的境况中作出的,日军的暴行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言,他们自身也是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是在自身受害的情况下维护另一群受害更深的人们的身家性命的,这就益显其行为之难能可贵。
(一)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给留在南京城里的美国传教士所造成的伤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窥见一斑。其一,与家人离散,生死不知。以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为例,他与妻儿1937年暑假到日本,后来,他只身回到南京,妻子和一个儿子则仍留在那里。随着南京的陷落,他与妻子再也无法联络上。南京沦陷前夕,美国大使馆为其侨民撤退准备了一艘名为“帕奈号”的战舰,该舰1937年12月11日离开南京,12日遭到日军袭击而被炸沉。“帕奈号”遭袭击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而日本方面又一再暗示所有美国人都上了这条船,贝德士夫人在不知道贝德士没有上船而留在南京的情况下,深为贝德士的安全担忧。“L(Lilliath的简写,即贝德士的妻子)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帕奈’号上死了或受伤了”。当然,有理由担心的不只有贝德士夫人,南京沦陷后,由于消息被日军封锁,传教士们的亲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1937年,在数周黑暗的生活之后,当那一小群人还活着的消息传来时,家人们高兴得疯了。”这是史迈士(LewisS.C.Smythe)夫妇1948年写信给朋友们时提到的一件事。事隔10多年,记忆还如此深刻,当时之忧虑与担心可想而知。
不仅亲人们不知道传教士们的生死,很多传教士也不知道亲人的下落,他们一面为保护南京难民奔波,一面为妻儿的去处担惊受怕。“对家庭和亲人的思恋萦绕于心”、“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哪儿,怎样度过这个圣诞节”,诸如此类的忧思比比皆是,诚如章开沅所言,传教士们“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他们眷恋的家庭的讯息,丈夫或妻子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死了或是被囚禁。”
其二,与世隔绝,信息不灵。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靠报纸、收音机、电话、书信等获取信息的时代。随着日军占领南京,除日伪报纸外,其他报刊均不可得,书信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送到南京,电话线被破坏了,收音机也没法收听了(由于供电中断而引起)。留在南京城里的这些传教士及其他侨民,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我被蒙在鼓里,不知外界情况”、“这个冬天我们几乎是被埋在这里”,这种心境,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
其三,、行动受限,有如囚徒。日军对其暴行被传教士及其他外侨见证一事非常恼火,因此尽其可能地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许他们在安全区内活动,连出城门到下关都不可能。但是,传教士及其他外侨在安全区里仍能看到日军的很多暴行,如果他们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对日军也是致命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日方严厉禁止外侨们离开南京,到1938年1月底,日方才开始允许外侨们到上海去,且严加限制,威胁他们,如果在上海谈论日军暴行,便不能再返回南京。在日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外侨们毫无行动自由可言,有如囚徒。他们反复在日记、家信里感叹“我们这些管理着安全区的外国人实际上是囚徒”“我们简直就是囚徒”,自比囚徒,是传教士们大屠杀期间受害心理的重要表现。
其四,财产遭抢劫。日本士兵在抢劫难民及中国建筑物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的同时,对传教士及其他外侨的财产也不放过。12月14日,宋煦伯一转身,车子就被偷走了;15日,费吴生发现他的房子被破门而入;到12月21日,贝德士的家已经遭到4次劫掠,连他所有的毛衣和被褥都被抢走了;威尔逊(RobertO.Wilson)的显微镜被“拿”走了,他的厨师的东西也被抢得干干净净。
其五,生命遭威胁。传教士及其他外侨的存在对日军的暴行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使日军大为不满,所以也经常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贝德士12月16日晚上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所在地被士兵用手枪威胁;林查理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则“差一点被枪杀了”;麦卡伦和另一个同事12月19日被士兵开枪射击,幸未击中。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1937年12月17日晚发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幕,是传教士群体受日军侮辱的典型事例。
"17日晚上,刚吃过晚饭,便有一群士兵在一个中尉带领下来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声称要搜查“中国兵”。华群(JamesH.MaCallum)说了一句“没有中国兵”,便被掴了一记耳光。后来,华群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其他负责人被迫站在校门口,其他工友被迫跪在地上。正当华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辆车载着费吴生、史迈士和米尔士(WilsonPlumerMills)来了。但他们也受到士兵侮辱,帽子被摘掉,身体被搜查,并被要求乘车离开。华群后来才知道日军的诡计:由几名士兵假装搜查中国士兵,将负责人困在前门,其余的人则跑到校园里去挑选妇女。那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12名妇女被抓走。华群被迫在校门口站到晚上11点多钟,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去,不会向他们射击了时才和工友们一起离开。
虽然在整个大屠杀期间没有一个传教士被日军杀害,但是,传教士们所受的伤害也已经十分惨重。家人离散、与世隔绝、财物遭抢劫、生命遭威胁,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从传教士们“我被蒙在鼓里”、“我们简直就是这里的囚徒”、“我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面临严重危险”,“谁也不能确知自己命运如何”等等慨叹中,我们也多少能体会到他们受害时的思想感情。
(二)
既然传教士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么,这种受害有没有使他们保护难民、阻止暴行的正义行为受到影响?这种受害与其正义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
翻阅传教士们的相关日记和书信等私人资料,并观照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言论和行为,似乎找不到日军暴行对他们的危害给他们的正义行为带来负面影响的证据,相反地,所有资料都倾向于证明,日军暴行带来的伤害是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正义而奋斗的因素。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得从他们的传教士身份和基督教信仰中去寻找答案。
基督教为一神教信仰,其唯一真神为上帝耶和华,耶稣是上帝的独子,他虽然有时也被当作上帝一样看待,但主要是人类师法的榜样。在基督教看来,耶稣为了调和上帝与人类的冲突,为了拯救全人类的灵魂而扛起了十字架,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平,要师法基督,就当像他那样倡导和平主义,基督教的和平主义由此而生。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思想的一大特点在于强调师法基督与获致和平的关系,大屠杀前后的传教士们就大都强调效法基督以争取和平。福斯特夫妇在写给朋友们的信(1937.11.2)中有云:“让我们从这个圣诞节开始敬拜和平之王(thePrinceofPeace,指耶稣,引者),依照他的要求,追随他,凭他永恒之爱,与邪恶与死亡战斗。”华群在《分享难民营的“丰富生活”》(Sharing“theAbundantLife”inaRefugeeCamp)中也强调:“只有紧随基督,和平才会真正降临到这个疲乏的充满战乱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追随他们心中的“和平之王”耶稣基督,和平才可能实现。
追随基督就意味着效法基督,像耶稣一样活着,勇敢、悲壮地面对苦难。在大屠杀期间,耶稣的以下教导对传教士而言已不仅仅是一句必须熟记的教义,而成为必须践履的行为了:“若有人要追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要求追随者所背的“十架”,是一种比喻的用法,指的是环境加诸于追随者的痛苦,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即承受起这种痛苦,象基督一样地生活着。诚如汉斯·昆所论:“跟从十字架不是指照抄耶稣的苦难,不是重建他的十字架。那是冒昧。但一定是指忍受我们不可改变的处境加诸于我的痛苦,和基督的痛苦一致。”
大屠杀期间所遭遇的苦难,使耶稣的形象在传教士们的脑海里变得更加鲜明,耶稣关于扛十字架的教导也成为指导其行为的巨大力量。“在残酷与贪婪分裂世界的巨潮中,我难以发现上帝的指点。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未曾注意到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他们确实已将自身所受的磨难转化为抗争强暴的力量,决心扛起自己的十字架,像耶稣那样从容地面对苦难,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屠杀期间某个晚上发生在平仓巷三号(大屠杀期间有八个传教士居住于此)的一幕,在说明传教士们“追随基督”的心理特质这一点上具有典型性。
据史迈士记载,那天晚上,住在平仓巷三号的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时,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愿意去抬别人,或做那被抬者,都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正与当年基督扛起十字架走向骷髅山相同,深刻地表明传教士们效法基督的决心。另外,那天晚上的此种情形,似乎并非仅仅出现一次,因为史迈士记载了那天晚上的上述对话之后,还有以下的说明:“每天晚上,医生充当全家人的‘妈妈’,一面看护我们八个人,一面寻思第二天晚上会少哪一个。他说:‘我们不可能全都活过这段日子。’”由此看来,他们确实一直都有为了正道而牺牲一己生命的思想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