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对今天向国人传福音的启发 读后心得
作者注：接《芥子》刊物编辑 至丽的电邮，给了我不到48小时的时间，为曾庆导神父在本期《芥子》上的文章写一篇阅读心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又不敢违逆至丽的期许，谨此将手边一些相关的读书笔记和默想心得，汇整如下，就教高明。但是，首先必须声明，我虽然和许多国人一样，对利玛窦的事迹颇有所闻，也敬佩有佳，但从未阅读过“天主实意”原文，也不知这本书谈的是虾米呆及？仅能根据曾神父文字的引导，顺藤摸瓜，略舒浅见。当然谈不上论理性或逻辑性， 误解、误谬也在所难免。还望识者不吝指正为感，为盼。
（一）利玛窦到达中国的时代背景
四百多年前的中国，理学盛行。 学术界基本上已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而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进而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到了明朝中业，以朱熹为师祖的朱派理学支持者日众 ，且有多位追随者在朝廷位居要津，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君主社会的官方思想。朱派理学提倡“格物致知”，其寓意是：经由考察事物，获得知识。这种思维与亚理斯多德知识论的基本命题不谋而合。深具西方神哲学素养的利玛窦此时来到中国，与士大夫阶层把盏论教， 自然而然地受到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的吸引和影响，就以儒家思想为引介，同时包容了尊孔，敬祖的传统风俗，而取得天时与人和，将福音精神植入中国文化之中。这种融合文化与民俗的传教风格， 对当时以挑动文明冲突为基调的欧洲式布道方式绝对是一种挑战和突破。
（二）利玛窦也受制于人的有限性
但就如曾庆导神神父文中所述，“利玛窦受限于时代及自己，对儒释道还未有更深入的了解”。 理学虽然遵循儒家思想的脉络，也吸收了道家与佛学的精义。利玛窦显然对此没有较深一层的认识，而独尊儒家。但是，儒家讲克己复礼，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是典型的人文关怀，与圣经神学的“自然律”扯不上关系。再者，利玛窦也未能跳脱欧洲本位的思维模式，而将释道一并归为敌对教派，加以排斥。这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的生长经验与时代背景都有关系。然而深深嵌入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维，其根髓乃源自老庄。道德经探讨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认为“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中国历朝施政，也多遵循内奉黄老，外用儒术的定律。帝王偏爱儒家思想，是因为儒学是用来维系人伦秩序和政治伦理的方法论罢了。利玛窦未能洞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却因此错失了建立一套汇集东西方天人思维的新神学论述的大好时机。否则天主教在东方社会可能不会至今还背着“洋教”的原罪。
（三）以士林神哲学，多玛斯的论证法来装备自己
曾神父文章的一个重要创意是将利玛窦的“交谈”精神与士林学派（scholasticism）的理性信仰相互印证。士林学派本质上可视为神学化的亚里斯多德主义， 认为观念是从感觉经验中抽象而成。以多玛斯为代表的的士林派神学论述终结了此前神学受“意志论”和“神秘论”主导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神学的新纪元。
多玛斯将他的神学视野扩及到全部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并把它们纳入交互影响的统一逻辑系列中。而据此建立论证法，试图以“理性”来说明“信仰”与“启示”。在讨论什么是真理时，他认为天主的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也具不可知性；人的真理则只有相对的意义。真理对于人来说，只意味着思想和判断与实在的一致。我个人认为多玛斯的神学精神与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两位保守教宗所倡导的，充满主观主义和天赋主义 (innatism) 的 身体神学 （Theology of the Body ）的基本立论命题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相对立的。
从多玛斯的神学论述，我们可以感到在圣奥古斯丁论述中还是原始浑沌的天主概念，在他这里却彰显了可以理性触摸，心灵体会的真，善，美的神性与神格。多玛斯的神学体系 ，可以说实际是“人”学体系，因为处于其核心地位的不是神，而是人！
（四）当今世界需要新的神学论述
神学家们小心翼翼的将圣经的意义区分为：字面的，隐喻的，和象征的三层。
如果用道家“有”与“无”的观念论证：天主本身并无所谓真，善，美，只是当人们将祂看作为存在时，祂才是真；看作为目的时，祂才是善；看作为纯形态时，祂才是美。当人们从有限理智中超越出来，面对面的静观天主，才发现所谓真善美，其实是浑然一体的。故曰：“常无” 与“常有” 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这就是最高理智本体。
如果配合借用“一本散为万殊，万殊仍皈一本”的禅理来说，天主是处在整个宇宙的两端。祂既是开头，也是终点。天主做为宇宙的开头是“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是“多”，天主做为终点就又皈于一，而回归于一，就是救赎。救赎的实际含义是使人从有限的理性中超拔出来，升华到纯粹理性的层次。
上述的“最高理智”和“纯粹理性”，就是对宇宙和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所独有的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 。而这种精神高度，既非圣经专有，也非基督神学独创。
当今世界，多元多极、文化、文明与族群，平起并立。而网路科技又完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各种思想与论述，互相冲击，广泛传布，无远弗届。定于一尊的权威体系，已无存在的诱因和生长的土壤。自闭、自恋、自说自话的神学呓语也必将退居历史的角落。
在利玛窦过逝四百余年以后，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位耶稣会士来引领普世教会的蜕变与转型。他就是教宗方济各。和利玛窦一样，方济各面对无穷无尽的未知，却又要与既成体系的思维纠缠。但他们同样是走在传福音的前缘，在缔造历史的必然。
教宗方济各即位之初，就已提出建立女性神学的迫切性。而他再三的强调穷人优先和消除制度性的贫穷肇因，更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解放神学的正名与平反。除此之外， 符合现时代的家庭生活训导，人类不同性倾向的重新认识与认可，以至教宗职权与圣统制组织的再检讨和厘定，在在都需要构建新的神学论述，来重振天主教会参与世界的话语权和行为准则。
信仰虽然不是知，却是最深刻的智。用教权与迷信来愚弄信众是得不到救赎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福音也不是单纯为传教而存在的，它具有一种感化力量、启示力量和提升力量。应该融入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永远站在人企望的云端，沐浴在灿烂圣洁的光耀中。
缅怀利玛窦，我们期待根植于东方文化的神学体系的出现，以继续基督在中华的使命。
（2015年元月3日深夜完稿于多伦多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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