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二十周年，一面是中国领导习近平访港，另一面是香港民间的七一大游行。因着年轻一代兴起本土主义，习近平就管治香港的原则发表了严厉讲话。
他明确地说，主权及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中央权力的威胁，在「一国两制」下都是没有商榷余地的，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宪制基础不能排除中国宪法。他也强调，只要是爱国爱港，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中央政府都愿意与之沟通。
其讲话意味着香港将出现更严苛的社会控制及更广泛的「统战」工程。习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强调，显示北京有意重推国家安全法，以及在香港推动更多意识形态工作。
天主教会在这新处境，将如何受到影响？我们可从三个因素考虑。
国际因素：中梵关系
中共长期控制国内教会，亦未与教廷建立外交关系。香港教区在这政治形势下，一直扮演普世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的「桥梁教会」角色。
数十年来，梵蒂冈一直致力与中国当局谈判。有外泄的资料显示，双方在主教任命上仍存有分歧，谈判陷入僵局。然而，这并不代表梵蒂冈在其他问题上不会作出妥协。
二零一四年香港占领运动爆发前，有媒体报道，梵蒂冈要求香港教区不要对行政长官选举改革，包括具争议的公民提名选举方式表态。
该报道指，时任辅理主教杨呜章宣布在八月初召开记者会，却突然缺席，而原本在会上读出的教区官方声明，最终也没有发布。取而代之，是由代表教区发言的一位教友说了几句，重申要求政府履行政改的责任。温和的语调，反映教区在提出具体建议上不敢冒进。
教会没有官方单位确认这新闻的内容，但由于当时中梵谈判正值升温，北京明显反对占领运动，梵蒂冈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在政治问题上冒险触怒中国，非常符合理性逻辑。
如果谈判僵持下去，而中国要求梵蒂冈向香港教区施压，那么本地教会在政治争议中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将被削弱。香港教会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中可如何自处？
结构因素：政教共谋
本地教会总是面对着两难：一方面难以直接挑战政治权力，同时又有牧民责任，要按普世教会的教导，维护其社会和政治价值观。
除了在特首选举委员会所设计的政治嵌入（见另一篇拙文），自殖民地时期教会提供的许多社会服务和办学都是由政府资助的。香港明爱的各项社会服务都得到政府支持，而明爱专上学院升格为大学的申请仍要由政府决定。资金和发展上的依赖，将增加公开反对政府的代价。
另一方面，持续的合作，并不代表政府会增加教会发展其牧职工作的自由。二零零四年《教育条例》的修订引入了「校本管理」，这是对学校管理层的改革。办学团体在委任校董会成员和管理上，再没有完全的话事权，因为校董会必须包括不同的持分者代表。
新的管理看起来更为民主和具代表性，实际上却是削弱办学团体及其使命的重要性，因为那些代表不一定赞同办学团体。
教区公开批评这改革是对办学团体的自主性和宗教自由的干预。但教会的司法复核在二零一一年被裁定败诉。翌年当政府提出必修的国民教育时，人们意识到校本管理可能是在办学团体不同意的情况下，仍能硬推国教课程。
这转变反映政权为削弱宗教团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会继续，由于北京视宗教事务为中国大陆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也会侵蚀宗教自由，就像零三年提出的国家安全条例一样。
由此可见，政权早已精心策划在教育范畴及在政治体制上的嵌入，威胁教区的自主性，在强硬的管治里，威胁将更加明显。
那么香港教会可以如何抵抗这充满野心的国家策划，同时保持与政府的合作？
内在因素：本土主义的兴起
在香港经历「过渡期」之时，胡振中枢机发出《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指示九七主权移交后的牧民原则和计划。他清楚提出，身为中国人，香港人「当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同时又能与普世人类，尤其与普世教会共融合一……愿意分担中国人民的命运」。
他的继任人延续了这态度，以民族感情和认同作促进香港教会在普世教会和中国教会之间分担特殊使命的论述基础。
今天，中国人身分的认同正在下跌。香港大学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十八至廿九岁的年龄群中，只有百分之三认同自己是广义上的中国人，香港人身分认同则节节上升 。在香港人和大陆游客多年来的冲突，以及北京对香港社会、经济、政治的控制日益增强之下，中国人身分认同大降，实在其来有自。
中国政府在香港企图强行灌输爱国教育，加上民主化遥遥无期，激起了多数港人对中国政府甚至是大陆人的愤恨。本土主义以至港独主张在年轻一代的政治运动中乘势兴起。
上述的调查结果亦能以符合比例的方法推算香港天主教教友的身分认同。可预见的是将有愈来愈多青年教友不认同自己是广义的中国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青年教友担心中国政府的政治盘算，将阻碍教区批判地参与社会和发挥先知使命。香港教区又如何迎接这新世代呢？
须发展一套新的神学
面对这种结构性和宏观性的挑战，笔者难以提出即时解决方案。但在专制的社会控制和更具争议的政治变成常态的新政治环境下，我们的牧民职务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殖民地时代，香港教会是政府的合作者，取代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并在政治冷感的环境下传福音。今天，教会应加强独立自主的作风，与政治权力保持批判的距离，开启心态和思维上「解殖」的进程。
主权移交二十周年是一个时机，提醒我们，教会需要重新评估与这个专制国家的关系、在公共领域中的使命、作为「桥梁」教会的角色，以及其社会神学。这反省应兼具牧民和神学幅度。
香港不少基督教宗派和神学社群已经有了系统地透过反省社会和政治事件，建构本土的社会政治神学。占领运动后，基督教派的相关神学反省、讨论和著述有如雨后春笋，但天主教会实在拙于发展处境神学及社会神学。
缺乏处境化和本土化的神学，今天天主教会难以分辨其愿景和使命。面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实际挑战，香港天主教会应先反省、重建并更新自己的一套本土的神学论述，作为任何具体回应方案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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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黎恩灏，香港天主教徒、在高等教育界从事教学及研究。他的研究兴趣为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及民主化。
编按：本文原为英文，此中文翻译由作者核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