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五十年，天主教会仍不断被有关「会议的目的何在？」这问题的答案所困扰，该些答案既混杂又相互敌对。
国际传媒有其钟爱的答案：梵二让天主教会「向现代的开放」。这种开放态度原可以促使天主教与提倡迎合时代精神的基督教更为共融，但却因教宗保禄六世害怕起来，发表《人类的生命》通谕，及两位保守派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笃十六世，相继上任后而刹停了。
在这前提下，教宗方济各被视为有代表性的领导者，能将梵二精神从他前任的垄断中拯救回来，并重建天主教在世俗的后现代形象和面貌。
可以肯定，教会内有些人的想法与国际传媒不谋而合。在英语系社会里，他们本已年长、逐渐萎缩，但现今再度活跃起来，他们习惯天主教周报《The Tablet》及《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其渴望改革之心日浓，以前从未出现过（现他们衷心期盼著）的改革。
传统派天主教徒数十年来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笃十六世对梵二演绎所安抚，而且似乎分享了进步派所说改革在即的观点，但却讨厌这想法。因此，传统派在长期的疑虑中认定，梵二从一开始便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因此任何天主教与现代社会的相遇，都是从异教徒借来的胡说八道。
同时，对大部分年过五十的英语系教友，他们鲜有参与教会内部争斗，梵二对他们来说只是改革弥撒的流程；改变他们从小培养的信仰习惯；废除他们从小被教导的教理问答；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他们的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邻居；减轻他们触犯小罪的罪恶感；以及使一直令他们感到烦扰的教会架构变得更庞大。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转变难道就是教宗圣若望廿三世召开梵二的原意吗？问题的答案一定是：小部分，肯定不是全部。
正如他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在梵二开幕致词说，召开大公会议这念头是在脑海中突然闪出的，是造物主给他的旨意，甚至衪希望这旨意透过人来实现。这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若望廿三世上任仅一星期便想召开会议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安日洛．若瑟．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若望廿三世的本名）是位历史学家，这便能够了解他召开会议的意图。
此外，他参与的首项历史工作，就是协助米兰总主教圣嘉禄．博罗梅奥（Charles Borromeo）编写牧民工作史。这位总主教明白「反宗教改革」为天主教改革是一个伟大运动，是在西方基督宗教分裂造成的严峻形势下，振兴天主教会的使命。
对历史学家龙卡利而言，二十世纪中叶的教会所面对的形势，跟四百年前博罗梅奥面临的挑战是无可比拟的。二十世纪的教会被十九世纪现代政治冲击（如法国大革命、意大利复兴运动及德国文化斗争）迫得节节败退；对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后欧洲解体更是束手无策。然而在博罗梅奥时代，天主教会内很多改革人士寻求机会和空间，令天主教信仰能蓬勃发展，当中很多自教宗良十三世在任期间已开展的工作。
良十三世的宏伟目标是与现代化接触，并非纯粹抗拒它。他透过特有的教会工具，使教会追上时代。教会并不屈服于现代思潮：如科学方法被视为学习的唯一正途；对人类能准确掌握道德真理的质疑；以及对古代文献作出批判的分析后，质疑教会是否真正了解信仰的源头。
良十三世透过更新的天主教神哲学、创造现代的天主教圣经及历史研究，又颁布了新的社会训导，旨在让教会有计划地进行现代化，而非单纯的谴责抗拒。
他担任教宗的廿五年间，启动了革新教会的行动，但随着他于一九零三辞世后，改革之路虽经历了五十年的颠簸，但仍继续下来。而这似乎应该由若望廿三世──身为热衷于历史的学生及其早期铎职生涯因反对改革派占了上风而受到阻力──透过召开大公会议聚合改革力量，就像当年的特伦多（又称脱利腾）大公会议（及博罗梅奥，身为该次会议其中一名主要诠释者）集合及集中当时的改革力量。
若望廿三世在梵二的开幕致词曾提及，教宗谴责那些神职里的「黑暗先知」，这些先知甚么也没看到，只认为现代化破坏一切。此外，教宗办别不可变的信德根源与在每个时代历久不衰的真理的方式。公平地说：他所说的都在文本内。但仍有很多训示在梵二会议开幕词《慈母教会的喜事》中谈得更多，举例如下：
大公会议最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应维护及更有效地传授基督宗教的教义。这教义包含全人类，即构成人的身心灵所需。而且人作为尘世中的旅客，应时刻仰望天国。
以及亦有例子如下：
对人类受众多困苦所压迫，教会应像宗徒伯多禄面对求施舍的人时所说般说：「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因纳匝肋人耶稣基督的名字，起来行走罢！」（宗3：6）。换句话说，教会不会给予人类即将消逝的现世财富，也不会许诺现今尘世的快乐。但她会发放人类圣神的恩典，这恩典能令人类分享到天主子的尊贵身分，这才是对生命最有效的保障，让人类逾越其人的生命。教会开启生命之泉，让人在基督的光照下，充份了解自己的真正身分、其高尚的情操及真正存在的目的，而最后更透过教会的兄弟姐妹，教会传播满全的基督慈悲至各地，没任何事较之传播共融、和平和合一更为有效杜绝不和的种子。
因此，如若望廿三世所理解的，召开梵二大的目的，是为更新教会对从前传下来的真理的认知，教会之诞生就是一份基督赐予的礼物。为甚么？为使教会可以作为人性最真实的更有效见证。这是当我们遇上基督所学会的，因祂向我们揭示天父慈悲的圣颜，同时亦揭人性最真实的面貎，正如大公会议召开后三年，发表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亦有同样的说明。
换句话说，更新教会的信德宝库及发展出一套让现代人能接受及明白的表达信仰的方法，其旨在复苏和活化天主教会作为传教者，或传播福音事业的角色。
若望廿三世希望教会能回归本源──再次聆听玛窦福音28：19-20记载有关基督升天前给宗徒们最重要使命──这亦是教会要成为现代教会所必须要有的。天主教会不应只顾因循守旧以致一成不变。亦不应简单地只以献香和蜡烛炒作出一个现代化的教会。相反，要作为以福传为本的教会，并再次与主相遇，从而能给予世界「慈悲的灵丹」（为《慈母教会的喜事》中的另一词汇），使得世界能遇见作为「真理、道路及生命」的那位，由祂来治愈世界。
这是廿一世纪对教会的展望，亦隐含于若望廿三世的开幕礼致词中。这展望现成为普世教会最重要地区的发展动力：包括非洲、亚洲、北美洲及仍未萎靡的欧洲地区。这展望亦影响着二零零七年拉丁美洲主教团在阿帕雷西达会议的想法，他们也热切期待落实这一展望。诚然，要把西半球南部的基督教文化转变为当地的福传教会，从而能面对基督教的挑战，路途明显仍很遥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若望廿三世对梵二会议的想法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教宗若望廿三世对教会现代化进程的乐观看法，可能被误置或遗忘了。过去五十年对那些认为教会现代化会由一位开明如亚伯尔．加缪（Albert Camus）来实现的人，可能并非太如意。因为我们得到的正正相反，在西方得到的只是封闭的原教旨主义、科学至上的李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以及盲目的、胡言乱语的后现代主义者雅各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但要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强调教会内传统派及进取派他们特有的天主教选项似乎都难以令人信服。
教会的传统派属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回到墓穴教会。这有可能，有朝一日，后现代主义真的形成新黑暗时代，届时信仰之光只能出现在小型、特定的社群内，受到周遭文化的明显拒绝。然而我们的情况仍未致此，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有这样的假设。
有关对进取派的发展，看看天主教教会的荒地，该处进取派已充分展开了数十年，包括德国、大部分的奥地利、比利时、大部分的法国、荷兰各处、加拿大魁北克及纽西兰便知分晓。把握一个基本点：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妥协，不会带来世界的转化，反而只会导致教会内部撕裂。
因此，在梵二作出郑重的结论五十周年之际，这是时候西方教会应履行梵二未完成的议题和工作，成为恒常福传的教会，以福传的热忱和成就来证明其信仰的忠诚。在西方国家，需要福传的地方比比皆是。
【完】来源：《天主教先锋报》，中文译稿见于《笔是天主教》。
梵二大公会议召开的原意是否被背弃了？
Mission abandoned: did we betray John XXIII’s vision for Vatican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