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pe is not an autocrat, magician or miracle worker
为什么连那些有改革意识及进步的天主教人士也对教宗方济各产生了误解
Why many reform-minded and progressive Catholics misunderstand Pope Francis
译者：保禄·唐山
Robert Mickens, Rome 罗伯特 弥根斯 罗马
Vatican City 梵蒂冈城
April 6, 2018 2018年4月6日
雷金纳德·福斯特（Fr Reginald Foster）神父是一位被广泛认可的当今世界首屈一指最具权威的拉丁语学者。他有时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发出声明说，如果我当了教宗，在第一时间就在办公室签署101项不可撤销的教会改革法令，然后在24小时内宣布辞职。也就是说如果他只要活着，就会本着校法基督的精神这样做！
如今已经78岁的他，作为加尔莫罗会的一名神父，是1970-2009年代以来梵蒂冈的首席拉丁学学者，同时也是美国乔治亚大学长年教授，在大学里即使是最爱挑刺守旧的，最传统的学生也会对他五体投地，爱有所加。然而，福斯特神父严重的健康问题使他不得不退休，呆在他在美国密尔沃基市的家里。即使如此，他仍然担任着有关文学语言的私人课程。有一句话他说的最顺溜，也喜欢说：“这些都有赖于古罗马的每一位妓女的功劳啊！”
放任不羁的“雷吉”（对他的昵称）在俄我略大学居然用这种不得体的话来发表他的感言，从而令他的学生感到震惊。更有甚者，他还特别在国家秘书处的拉丁部门工作近40年间，以充当宫廷小丑为乐。尤其在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期间，由于他曾经哀叹梵蒂冈的“虚伪神学，滥用圣经，盲目遵从传统，地狱的威胁以及用轻率的圣召而掩盖一切”的作法而感到沮丧，时常还莫明其妙地发脾气。
雷金纳德对这个世界有深刻的了解。他虽然对他所看的问题的缺点有些放大，但他并没有夸大其辞。在他服务于四任教宗（包括若望保禄一世在内）长达40年的的工作中，梵蒂冈的文件无论大小长短，他都过目，对于拉丁译文他都监督掌控，然后才能予以发表。从他1962年第一次抵达罗马开始，那时正是梵二会议开幕之时，这位“拉丁文挚爱者”（当时他实际头衔是如今已经停播了的梵蒂冈电台的周节目）就显露头脚。
对于改革步伐的缓慢失去了耐心
这是福斯特神父虚构的场景画面——作为一位独裁的，国王性质的教宗，他单枪匹马下令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然后立即辞职，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7个月里不断在他脑海里浮现。引发这种场景浮现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来自有改革倾向人士和所谓“梵二”天主教人士之称的人所发表的评论而引发的，他们不断刊出文章及私人意见，为教宗方济各对改革的错误理解或者失速而表达自己的沮丧之情。
这里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是，如果方济各以一种常被人们诟病的前任某些教宗的非合议的方式来治理教会，不少天主教人士反而不感到不自在。只要他施行他们心目中期望的那种特殊改革，并且满足他们对教会议事的独特要求，特别是通过任命主教以及要求梵蒂冈官员分享他们的观点，解雇那些不这样做的人的话，他们会对这种非梵二作法的教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许，像那些天主教传统主义者以及新脱利腾主义者们，他们那种特殊的维护梵二精神的天主教人士并没有足够地理解什么是真正地大公会议的教会学，或者说没有真正了解现任教宗的改革计划。
相关文章刊登在2013年使徒劝谕《福音的喜悦》宗座蓝皮书上。
首先，教宗方济各希望加强主教合议的原则，罗马主教与所有其他主教相互共融，分享主教的管理责任，从而迅速有效地单方面做出决定，出台法令（独裁者只注重其有效性）。在教会生活中只主张共同掌权的目标是有害的，因为在此过程中，总是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可能犯更多的错误。
第二，方济各想拓宽合议治理的范围，使对教会生活负责的概念更加广泛，让所有受洗者都能发挥作用，发出个人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联议会”，它是牧者和子民聚群的地方，让这个计划成为教会生活的常态的一部分，这样会比完全执行主教合议制更繁琐，更耗时，更容易想不到的东西。
第三，我们需要分清哪些是教宗方济各正在尝试的更多具体的合议制改革，哪些是人们更希望他所做的改革。不少评论家们对于他未能改革金融及通信而给出了已经失败的评价，因为他们确信教宗首先需要改革的应该是罗马教廷和梵蒂冈。
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怀有如此盼望的正是5年前在教宗选举中为他投票的枢机主教。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从来都没有列在方济各的议事日程上，这些改革也不是他本身的发明，也不是他的特别选择。恰恰相反，作为拉美人的他，自比约十世（1903-1914）以来的首任域外罗马主教以来，他所注重的却是距梵蒂冈很远的教会的改革上。远离梵蒂冈的教会常被处在梵蒂冈“中心”的那些教廷官员们以家长式的方式称之为“省”， 而方济各却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关切之情称他们为边缘地带。
如果教宗不将改革重点放在增强和提升世界其他的各遥远地方的教会上，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改革教廷中心中，对于方济各教宗来说是不寻常的，同时也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他指示教廷对外围进行改革，因为这是他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他行事的方式。比如，刘济各非常明确，在他上任之初就倾向于关闭梵蒂冈银行（他早期曾多次说过：“圣伯多禄在银行从来也没有立账户”）。即使在他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不久，就想让教会脱离与金融机构的联系或管理。如今令我我更疑惑的是，他当时就更倾向于主张教会机构可以是对外营业金融机构的客户（而不必是金融机构本身）。
然而，作为一个运行了很长时间的有且有很高效率，同时又是众多人士获得既得利益的离岸银行，若将之关闭实属不易。可是教宗做出的决定是如此之快，他将梵蒂冈的金融改革事务委托给参加上一次秘密会议的团组，与安吉洛·斯格拉枢机主教（Cardinal Angelo Scola）联合，并且命令他领导班子成员之一的乔治·佩尔枢机主教（Cardinal George Pell）来领导此次的改革。有不少梵蒂冈官员指责这位澳大利亚人滥用职权，因此好多人对他敬而远之。还造成了人们对他的反击，现在看起来并不奇怪。如今他已经离职，但不是方济各撤了他的职，而是因为澳大利亚刑事法院对他的一起刑事诉讼，要求他回国当面质询涉嫌有关性侵犯的问题。
教宗还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人们强烈要求的针对通讯的改革。这项改革起初是应佩尔枢机以及其它枢机委员会成员的要求而进行的，他们是教宗就金融事务出谋划策的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梵蒂冈电台，一个非商业的传教单位，这是一个每年花去圣座上百万美元的单位，用来支付几百个员工的工资和营运成本，而这个单位并非有广告收入或者其它渠道的来源。
鲜有人了解方济各教宗为什么选择这些官员来监控通讯方面的改革。可是，就像他更多关注梵蒂冈内部其它机构一样，他允许他们大胆工作，而且几乎人人参加。最近他唯一亲自介入的是不得不出面调节的关于原通讯秘书处出现混乱的事宜。他尚未撤销这位官员的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降级。
有些人怀疑，教宗是否已经摆脱了梵蒂冈内部的戏剧性事件。而有时，围绕着杂乱无章且灾难性的通讯改革以及他对相关官员比如像罗伯特·撒拉枢机（Cardinal Robert Sarah）按照教条顶撞他，为他提出建议表现出超然容忍态度，因为在教宗看来，他并不关心罗马教廷里发生了什么。
有人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那样的缠斗消耗太大，同时也不利于他真正想要的改革，比梵蒂冈上一次所设想的出于宗座的需要而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要清理的枢机更雄心勃勃，意义更加深远。
相反，方济各教宗日一复一日地对宗座制度以及制定全球教会的样式进行改革，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通过讨论进行权力与决策的重构。他要建立保护和加强福音核心要旨的宣传程序，因为这才是教会的使命与见证的根源与高峰。而不是过分地集中在伦理的训导和“狭隘的规则”上。
方济各在纪念 “向深处划去” 的倡导发表五十周年结束时引述若望保罗二世的观点，他已然将教会推向了新的征程，而不是停靠在安全的港湾或者摇摇欲坠的旧体制和结构的舒适空间里。究竟何时能抵达那“预许的田地”很难说的清楚，但是我们必须确信，这位教宗心里很清楚，教会必须迅速行动，快速建立新的基础，这将使教会更好地适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他充分明了，梵蒂冈内部的组织结构在其整个计划中，那只是一枚小小的土豆。
然而，对于罗马主教来说，这些改革不可能由他自己完成，整个天主教也不能期待他如此，否则，它不仅会扼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教会学发展，同时也与他想要的改革计划相矛盾。
这样，就把我们带入了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正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甚至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主教的DNA基因突变——对教宗的过度崇拜 （papolatry）。
它与要求我们向罗马的主教奉献我们自己的爱与尊敬，通功的祈祷及子女般的奉献是截然不同的事情，相反，它是向伯多禄的继承人奉献神一样偶像崇拜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常期望他拥有，而他却没有的权力而过分夸大的期盼。
打开最近几周的复活庆典中复活期第六主日（2018年6月6日）弥撒的读经一所提醒我们的那一段，我们会听到伯多禄斥责一位叫科尔乃略百夫长的原话，他常常弯下腰向伯多禄曲膝扣拜称他是“第一任教宗”。
伯多禄拉将（科尔乃略）拉起来说：“起来！”他还说：“毕竟我自己也是个人”（宗 10章26节）。
是的，教宗方济各也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