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權在疆藏地區設置「再教育」集中營，引起世界關注。中共政權大抵繼承民國時期的「五族共和」觀念，多年來滿蒙疆藏四族在這個國家內的待遇如何，有目共睹；所謂自治區有多自治，亦自不待言。但「中國人」對此大多莫不關心，甚至高舉民族大義和領土完整之旗幟，支持「國家」對叛亂地區大力鎮壓。
港大民意研究多年來也會詢問受訪者對於台灣、西藏獨立等議題的看法。即使到了2018年，仍有62%受訪者表示反對西藏獨立 [1]。若干年前（例如2010年）的數據，反對藏獨比率更高達77%。[2] 可見在號稱比較西化的香港，中國民族主義仍然肆虐 — 無論異族受到甚麼對待，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大一統最重要。民主、人權、公義、民族自決權等等往往要靠邊站。
帝國神學的起源
中國人殘暴對付異質地區，在中共立國之前，早已有之；大一統也不是近代產物，在很多早期中國經典都可以找到。這些經典後來被歸類為儒家經典。挖下去，也是會令人不安的。
例如《禮記．曾子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羊傳．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詩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 本來是樸素的自然觀察 — 例如天上有一個太陽；或無害的形上思考，如「天下」（世界）理應是一個、「道」（真理）應該一以貫之等等；但經原始的關聯式思考，可以變成政治思想的依據：即主張統治者理應如天上的太陽，只有一個；而具備合法性的統治，也必須是一元統治，不能容忍諸夏並立。
這種政治文飾的高峰，理論上是漢儒董仲書。他主張「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將天地、國權、君權、父權、夫權一次過整合，形成一套涉及自然和人文政治世界的帝國神學。
中國的原生宗教並非道教，而是由神話中爭奪祭祀權的絕地天通 [3]，到現實中董仲舒完成的帝國神學。這套神學已經具備現代中國人的各種精神病，例如皇帝信仰、領土狂熱、正統執著等等。
正統問題看似人言人殊，沒有答案，但古往今來，論說者眾，也是朝野關注的焦點。正如學者黃毓棟說：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裡，正統與否關乎政權在民眾之中的認受性，是政權是否合法合理的準則，所以正統與否亦和政權的穩定息息相關，這也是正統論特別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關注的最重要原因。」[4]
然而，這套以皇帝為中心的世界觀，必然建築於以下材料：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強而有力的獨大皇帝、一個霸權式的大國家，否則理論很快就會無法自圓其說。
理論無法解釋的現實
漢儒發明的那一套政治神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隨著現實形勢改變，而不斷下降。東漢三國時期，魏、蜀、吳相繼稱帝，本來是「一」的正統，變成了三個，正統誰屬？一些史家後來選擇了領土最大的「魏」來做正統，繼續講這個正統不斷絕的童話。
但最後「統一天下」的晉國，才幾十年，就滅亡於家族內亂和外族入侵。西晉的末代皇帝晉愍帝被匈奴軍隊殺害之後，有整整一年時間，中國沒有「正統」皇帝，正統斷絕。
後來史家和讀書人繼續視南渡的東晉為正統。但連東晉都滅亡之後，已不知道誰是正統。一些新儒家的學者聲稱，中國是「五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這個說法就是來自漢儒以來的帝國神學。但其實這一套到了南北朝時期，就已講不下去。
究竟天下現在由誰操持？哪一個政權才是「正統」？即使是春秋時代的華夷之辯，亦逐漸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西晉以來外族大量內遷，並建立政權，使得過去的華夷界限模糊。當代歷史學者黃仁宇提出了一個歷史分期，謂秦漢為第一帝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而上面所說的漢儒帝國神學，是第一帝國時期產生的理論，自然無法解釋第一帝國破滅，第二帝國正在醞釀但還未出世的現實世界。
北方系統最後收拾了局面，但北魏、北齊、北周、隋，都是鮮卑人政權，是鮮卑人重建了「一個中國」。
唐帝國建立之後，史官回去編修南北朝史書，乾脆只能北南系統都承認為正統。南方系統，是承接「東晉<西晉<漢<秦<周<古聖王」這樣的體系，自然是正統；但唐帝國繼承的是北方系統，李唐王室又有鮮卑血統，於是北方也是正統，故有「南北朝」的史學分類。
這裡已經看到，古世至漢儒時期發展出來的帝國神學，只是到南北朝時期已經左支右拙，因為理論上正統不會有兩個。但事實上起碼就有南朝和北朝兩個。事實上再細分的話，南朝北朝都不是「一」，而是很多個政權。
宋人的存在焦慮
唐帝國滅亡之後，進入五代十國，就更不要談國家統一、以及一個統治者的大一統理論。這個時期契丹人崛起，建立了自稱遼朝的遼國，是格局之一大變故。雖然最後五代十國的局面由趙宋收拾，「中國」似乎又再回到統一，但格局已經大變。因為在宋國的東北面，有遼國；宋國的西面，有西夏國。趙宋開局，天下已經不是「一個」，這個現實後來就為趙宋的知識份子造成了很大困擾。
如果說趙宋政權是一個人，這個人的聲譽可說非常不錯。宋國文教興盛、商業發達、科技進步，而且皇帝受到士大夫節制，有「不殺士大夫」的講法；歐美及日本史學界亦有不少人高度評價宋王朝治下的「中國」。這段時期的「中國」，成就可謂輝煌。然而，今人極為厭惡、對世界和平造成極大威脅的大一統理論，也正是在這個政治相對開明的時期，再一次發展到高峰。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近年詳細談論過宋國知識份子的轉變。[5] 他指出宋人的「中國」意識變得更加濃重，即強調宋國是「宋朝」，是中心和正統的這個意識。這個時期，儒學和道德教誨相繼復興。但同期的遼國和西夏，已經不是漢帝國面對匈奴的情況。宋人雖然視遼國和西夏是外夷，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已經學習了中原帝國的組織管理方式，在實力上與宋國相比，尤有過之。
宋國復興儒學，知識份子意圖在思想上收拾過去紛亂不休、正統不明的局面，但他們面對的已不是過去中原人瞧不起的蠻夷，而是敵國。而宋國在實力相當，甚至不能力敵的情況下，亦與這些敵國簽訂了若干條約，輸幣以保太平。
在這種情況下，自視為正統和天下中心的宋人，要為「我朝」定位，就變得很困難和緊張。特別是遼國勢力之大，是一路以來「正統史書」所不願多提，以致我們通常忽略。遼國勢力之大的痕跡，可見於今日的俄羅斯、中歐諸國在語言上，均以「契丹」稱呼中國，可見當時歐洲人認同的遠東代表是遼國。
由於現實特別是外交形勢緊迫，宋人知識份子的「存在焦慮」就變得嚴重。儒學再興，當中的中華思想、華夷分際、正統辯論等等再次成為討論熱點，並非偶然，而是由艱難的現實所觸發。
梁啟超在他的年代已經總結過：「正統之辨，防於晉，而盛於宋。」而葛兆光的講法是：
「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 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 『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在這樣的宋國之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就是其中犯「存在焦慮」的知識份子。他寫了一篇當時引起不少反響的文章〈正統論〉，在這篇雄辯滔滔的政論中，歐陽修也許總結了自己編修五代十國時期史書時的困難，即是怎樣看「正統」歸屬的問題。怎麼看前代，就關係繼承前代的「宋朝」怎樣定位。而他的理論也一直影響之後的知識份子，乃至今日的中國人。
正和統是兩個分數指標
歐陽修也是由古世開始一直講到自己的時代，他認為「正」、「統」是兩個概念。「正」是關於禮樂和道德，所謂得位要正；而「統」則是空間和領土的統一，能夠「合九州於一」，就是「統」。
在他的模型中，除了神話中的「三代」，現實中的不同時代的中國政權，有時難以正、統皆備。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東周；有的是純粹用武力統一天下，但道德有虧，「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晉、隋。有時正統會斷絕，他稱為「絕統」。雖然如此，但歐陽修評論「朝代」是否正統，已開始露出多少現實主義的端倪。
例如秦統一六國，他認為再怎樣都好，它始終「統一」了中原所有領土，混一宇內；既然夏、商也出過「桀王」和「紂王」兩個暴君，仍未除名於正統，那麼秦亦自然不可「偏廢」。
這個原則是說，一個政權能夠統領最多的土地，它就能得到很多的「正統」分數。而傳統而言的中國人，看待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並不是看它是否「依法治國」或者晚近的「維護人權」，而是看政權是否「正統」、是否符合「道統」。由歐陽修開始，「合天下於一」的重要性就開始超過「得位於正」。他認為「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一個「有統無正」的政權，優於「有正無統」 — 你得位有多正都好，但沒有絕大多數的領土，你的「正統」分數就很低。
宋人的菊與刀
為甚麼歐陽修會這樣說呢？這與宋人給予我們「崇尚道德氣節」的印象不一樣。這要回到宋國建立於甚麼之上。宋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本來是後周政權的「殿前都點檢」。後周是「五代」的最後一個政權，屬於北方系統；而北方系統沒有承接東晉的「正統」，所以為了解釋為何北宋也是正統，歐陽修的模型就只能走向承認「實力主義」、高舉「領土原則」，這樣才能解釋到「本朝」亦是正統。
而這套「實力領土主義」的正統觀，啟發了北宋另一個文豪蘇軾。蘇軾直接認為「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即擁有天下就是正統，「歐陽修模型」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種蘊含著暴力陰影、實力至上陰影的言論，很難想像是出於看似淡素娥眉的北宋知識份子。但他們對政權和正統的看法，就是如此武裝。
可以想像宋人面對遼國（加後來的金國）強大的威脅，覺得不能再溫柔恭儉讓，一定要搞清楚自我定位的問題，即是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強調自己是玄門正宗，在信心和士氣上鼓舞宋人共渡時艱；讓自己相信無論遼國有多強大，宋國才是天下的主人；遼、金是宋有待收復的失土，而非反過來，宋是某種割據的偏安政權。雖然從來沒人會認為宋人尚武，但正是由於現實無法尚武，它的精神是尚武的。
正如日本武士道的經典 — 《葉隱》，主張武士在君主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忠心，因而得名；又有「武士道即死之道」的名言，提倡視死如歸。但作者小時候體弱多病，醫師認為他活不過二十歲；而這套思想產生的背景，卻是武士階級開始「萎靡不振」、武力廢馳的時代。思想和現實的關係，往往是一種弔詭的背反。（《葉隱》於1716年成書，距離德川家康於1601年建立幕府，承平日子已過了一個世紀）
但宋人這種武裝的歷史觀、那個觀念中由「天下」縮水成的「中國」，不幸流傳了下來，成為當代中國人的信仰之一。正如今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前者受禪於大清，大清還是簽了白紙黑字的退位詔書；但共產黨靠軍事行動建國之後，由於領有中國絕大部份土地，所以在今日中國人和「海外華僑」眼中還是「正統」，即使大家心底裡都對建國以來的各種政治大迫害、大屠殺不以為然，但沒有「正」（道德），有「統」（領土）還是好的。這裡可以看到歐陽修 — 或者廣義的宋人 — 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宋型國家包括今日的中國
我們也可以武斷，今日中國人的官方民族主義，有歐洲民族主義之形式，但底下的精神，還是來自趙宋以來的國家論。宋人的國家，已不是無邊界的「天下」，而是有疆界的「國家」，而且無時無刻受到敵國的擠壓。
現實的無能，反而會激發思想的亢奮。在葛兆光的討論中，還提到宋人的多方面緊張，包括對外族的出入境管制、禁止向外輸出文化典籍等等。在開明的印象之下，真實的大宋並不是沒有「排外」和內向的一面。
正因為當時東亞的國際關係如此均勢和緊張，尊王攘夷、華夷之辯的思想再興，其中的轉折很大。「唐宋」經常被視為一個詞語，但盛唐時期的天下氣象，胡漢混雜，不可與宋人的處境同日而喻。宋遼、宋金、宋蒙的敵對關係，為之後「漢族中國」的模型定下了基礎。即是本來的天下帝國，慢慢縮減為「中華」、「漢人」（即使是胡人歸化或冒認）之國，外族是不包含的。
正如蘇軾所說：「王者不治夷狄」，現實所限，他們已不再妄想治理天下，而是想區隔外族，管好自己就算。這個思想流傳下來，導致之後的中國即便已通古斯化，成為蒙古人、女真人帝國的一部份，單一民族主義還是其文化底蘊。
漢族一旦翻身建國，也要針對屠殺異族。到了清末革命季節，大量滿州人被屠殺，也是絕少提於歷史書，而革命黨之後強迫滿蒙藏疆四族，與漢族「共和」，但國家實際上卻是宋型、大漢的國家，領有清人吞佔的外族土地，卻希望區隔外族；外族被迫做「中國人」，卻同時慘變少數以及被殖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也是強敵圍堵，先後與蘇美敵對，其處境之緊張，也無異於當日的宋國。國家現實上越積弱，思想上就越自大、越單元。現代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多民族帝國，但兩個共和國治理異族的手法，皆為宋型，沒有多民族帝國的氣象。這幾種思想和現實的交纏結合之下，就變成這樣：「土地我們是要的，但那裡的異質性，我們不想要。」再落地一點說，那就是「人滾地留」的出處、殖民清洗政策的遠源。
宋以後的「中國」越來越內向，它治理不到多民族帝國。元帝國和清帝國都是通古斯民族主導，後者可以成功製造一個統治多個民族的模型，並不是偶然。女真人可以，但漢人就是不行。漢人作為民族，已經在趙宋時期凝固。即使共產主義來了，它還是沒能搞多久世界革命或世界主義。在早期，中共曾經打算用「階級」來團結這幾個民族，但不久就失敗了，之後又回歸內向：大漢主義和區隔異族。
納粹中國的文化基底
這裡就是所有事情的弔詭之處。內心和現實情勢越緊張的「中國」，就越要強化上述的儒家型思想。中共的政權合法性緊張，所以更要強調「統」那方面，就是共產黨政權能保衛領土完整、是反獨希望；華夷區隔，體現於異族集中營；宋型的內向精神，可見於中國不接受「普世價值」的國情特殊論；正統論，無日無之，看中國不斷打壓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以及不斷強迫全世界國家跟她那一套「一個中國」，即已明瞭。
這些合起來，就是傳統「大一統」思想的現代發揮。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一切都很好，實乃過度簡化。很多東西，在中國歷史文化之中早已具足。
所以香港人那一種「我不愛黨，但我愛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以為乾淨的企位，是一種對不公義傳統敬意溫情過度的容忍。
西方特別是美國，近來才感嘆自己的中國政策有問題，當初認為支持中國走出孤立、發展經濟，就自然會開出民主、憲政、人權等意識，那是太少看了中國文化。等於他們太少看伊斯蘭文化一樣。今日中國官民的納粹式行為和思想，倒是有不少轉化自傳統文化。「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統」的追求，實行起來，和納粹德國主張的「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有甚麼大分別呢？第一次可考的種族屠殺，不就是秦始皇派兵「南攻百越」，「合天下為一」嗎？
中國人自古以來有一套帝國神學，在它上面，不具備太多民主人權自由生根的土壤，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的重點。中國人不信神，但信皇帝和國家。對憲政民主而言，她在中國的敵人不只中國共產黨，還有「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底下的大一統神學。怪不得劉曉波會希望中國受外國殖民三百年，因為中國底下的東西，很深很黑暗，它與現代世界的距離、面臨的種族和民族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注釋
[1] 港大民研 2018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1515.html
[2] 港大民研 2010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743.html
[3] 關於傳說中「絕地天通」與大一統思想的關係，我在本欄也寫過一篇：「朝代」二字背後的中國式變態 — 從顓頊「絕地天通」到習氏「中國夢」
[4] 黃毓棟：統而不正 — 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5] 葛兆光：「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 — 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