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与圣乐的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可能会带来非天主教文化艺术品。「中国」 和 「西方」 的对立面。前澳门主教高若瑟枢机(José da Costa Nunes, 1920-1940) 认为，巴洛克式、罗马式、哥德式艺术都是普世性的, 不是西方的艺术。《五年工作规划》文件没有提到教宗。本文作者是意大利作曲家庞保颐（Aurelio Porfiri），译文如下:
澳门 (亚洲新闻) – 拜读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 在8月17日《亚洲新闻》发表题为《中国教会的新监牢：中国化》的文章。题目的最后一个字, 看来已经成为一道万能密钥。巴西天主教思想家 Plinio Corrêa de Oliveira (1908-1995) 称这类字眼为「法宝」: 它们可以被解释为任何事物, 易于含糊宣传。不过，还不大清楚这中国化是否必须对立, 还是可以专属方式对待其他文化。
在上述文章, 贝纳德神父指出，这份《推进我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文件指导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在未来五年的方针 (而其他认可的宗教亦会有类似的文件)。各地必须在8月底提交一份《五年工作规划》给爱国会和主教议会（「一会一团」）。
这篇文章值得关注, 我不详述了；但我想扼要评论圣乐和礼仪方面, 因为这是我所钻研的范畴。
首先, 我必须指出, 在不同国家, 各方可以有当地的宗教音乐或者特定礼仪方式，这都不是问题。意大利作曲家所写的圣乐，与美国的或西班牙的可以有所区别。但是, 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们都在一个普及保护伞之下, 能够接受一些普遍的特点, 即每个国家的圣乐和礼仪必须拥有这些普遍的特点。这就是教宗比约十世（Pius X）在1903年颁布了关于圣乐的自动手谕（Motu Proprio）的「普遍性」, 即无论在任何国家写作, 这圣乐必须有天主教的特质, 即是普世的 (universal)。
我继续说说《规划》文件的「法宝」。「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被提及八次, 都是用以支持本地化或切分音的礼仪辩解。但实际上, 梵二恰恰在《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明确指出, 礼仪的规定属于教会, 不是政府机构的。在《规划》文件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教宗。
目前，有要求用中国的美学元素来绘画和编写圣乐。当然, 有时这样做是考虑到这些艺术的技术和词汇，已经发展了许多世纪: 你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但不能移除这些天主教元素 (在文件中被称为「西方的」元素)，因为这些学科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形成。
不幸的是, 在这份文件中, 我们察觉到「中国与西方」似乎对立, 例如当它说「转变一切必须西方化的倾向和观念」。当然，我们此间不是谈论进口某种艺术或音乐, 因为它是西方的 (尽管历史上它源自西方), 但是因为它是天主教的。这彷佛在说, 我们必须避免佛教的东方化过程。但佛教在世界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 其词汇及许多元素都受到它所发展的文化所影响。我们岂能根除这些元素而又不削弱佛教本质呢？
据说教会可以有一个「中西、传统中式或民族」风格。但是中国人, 怀着极大的喜悦, 已经在这些美丽的西方风格的教堂里祈祷了好几个世纪。今天为何不允许继续 (与其他方式一起沿用), 目前还未被中国化？
的确，刚恒毅枢机 (Celso Costantini) 要求的艺术风格适合每个国家的艺术家, 但这是从来没有损害伟大的天主教传统。高若瑟枢机(José da Costa Nunes) 曾经担任澳门主教多年(1920-1940) ，是刚恒毅枢机美学理论的追随者，在他的著作中，他道: 巴洛克式、罗马式、哥德式艺术都是普世性(universal), 不是西方的，因此它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应用。
在《五年工作规划》中，有一段文字说: 「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为基地, 成立『中国天主教音乐艺术培训中心』；由 『一会一团』主导，汇编一本具有中国天主教特点的圣歌集」。在这段和许多其他段落中, 给人的印象是, 其重点落在「中国化」, 而不是「至公性」(catholicity)。当务之急并不是使教会更具天主教特质(Catholic), 甚至是中国人的(Chinese), 但它只是更中国化而已 (这并不是同一回事了)。
圣乐由传教士带进来，由传教士教导, 由传教士宣扬开来。传教士已经尝试把「中国特征」纳入他们的作品之中, 而这将使人们更接近这种音乐, 而不是从天主教的礼仪、音乐和艺术传统中，把深刻而不可除掉的根削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