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梵蒂冈的陶然枢机因辅仁大学办梵二大公会议四十周年研讨会来到台湾，当时新闻记者追着单国玺枢机问是否中梵要建交了，单枢机笑着回答说不会。记者不太相信，新闻铺天盖地的传说陶然枢机是来告知台梵断交的。
不久我去河北的修女会，有个教友的「表哥」问说，如果中梵建交，台湾主教团的立场是什么？我想了想，回答乐观其成。不然呢？台湾管不到中梵建交问题啊。
回台湾求见单枢机，请教他下次再有人问时，我该回答什么。单枢机告诉我，就说「乐观其成」。
中国主教协议从年初传的风风火火，记者问到台湾主教团的洪山川总主教，他提了个无人敢说的中国主教七十五岁不退休的事实。常跑中国服务教会的人，都知道中国主教就职途径有多少迷踪不可说，有的教区像是家族企业或黑帮老大，最在乎的也许不是牧灵福传而是名利。
我在中国行走，很难过的是常听神职诉说，感受不到兄弟爱德。问过香港代办，答案是中国教会情况特殊，新主教就职前不能到梵蒂冈参加职前培训。但这也不应是主教不以父亲的心，去爱护和支持所有司铎弟兄的理由。
有机会遇见在罗马工作的新闻前辈，向他请教中国教会那些难题。他说中梵建不建交，和主教有没有把教区治理好，完全没有关系。乍听有一点不顺耳，细想颇有道理。有位已故主教的侄儿是修会神父，他说中国教会的问题是「主教迷」太多，为了主教大位不择手段的谋求，失了兄弟爱德。
二零零二年第一次跟随台湾明爱会去中国，认识许多修士，如今已晋铎并负责堂区重任。他们常与我分享福传工作的苦与乐。
去年有晋铎十年一向乐观的神父说，他被派遣到乡下新堂口，发现厨房没有炉子，打电话给会长，跑来了放下炉子说要赶赴婚宴，没教神父开炉火就走了，神父开不了火，没饭吃也没水喝，这晚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到天亮，心中无比凄凉。
另位神父是突然接了三千教友的大堂，还包括四个小堂，他忙不过来求主教派帮手，主教派了秘书支援，秘书神父一次也没来过，这本堂神父压力大到胃疼仍无解。
做心理咨商的修女告诉我伤心事。她弟弟是教区神父不得主教喜欢，一年换了三个堂，最后派在山区小堂。寒冬夜里死了没人知道，第二天清晨教友来教堂弥撒才发现，死时三十多岁。修女当时在国外进修，她深感痛苦和遗憾，回国后像姐姐般照顾心中受伤而失望的神职，耐心听他们诉苦和倒垃圾。她说要是那时她在国内，神父弟弟一定不会死，最起码有个可以诉说苦闷的人。
签主教协议是好事吧，让教廷有机会引导中国主教如何做父亲，如何做仆人。写「逆境中得平安」这本书的若瑟．巴纳丁枢机，在他生命最后三年，先是被诬告性侵案，真相还他清白，又发现胰脏癌，开刀后在病房中思考当神父的意义。
「人们期望神父是个可靠的见证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天主在世上的积极角色，以及他对世人的爱。人们不要我们成为政治人物或商场经理，他们对堂区或教区所发生的冲突没有兴趣，人们要的只是我们参与他们生活中的快乐及忧伤。」
我了解体制有其重要性，教会既是人的机构，自然需要行政管理，但行政架构却模糊了神父应该为人们做的工作。」
巴纳丁枢机最后一次前往罗马觐见教宗，并到亚西西为芝加哥总教区所有神职举行一台弥撒，没有信友参加，原要跳过信友祷词，但他的好友兼助手的肯尼士．威罗蒙席从口袋抽出一张纸条，为各种类别的神父代祷：生病的、退休的、酗酒的、年轻有活力的、沮丧的、无所适从的、有才能的、会多国语言的、在堂区服务的、做特殊工作的、做族群牧灵工作的、困惑的、负责培育修士的、新晋铎的、求学的、休假中的、不正常的、快乐的及满足的。
我们仍是人世间的旅途教会，当然不能要求主教神父是完美的圣人，但请主教们在感叹圣召越来越少时，记得自己答复天主召叫的当下初心，也记着所有神职弟兄也是别人的儿子，他们的父母看见献给天主服务教会的儿子，被主教和司铎弟兄不当对待，心里多么难过，教友们看在眼里还如何愿意鼓励圣召呢? 如果神职们不以兄弟爱德彼此帮助，在现今困难重重的社会环境里，牧灵福传工作将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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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玛佳，台湾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