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福建南平一社区卫生服务站担任医生的郑民生，因感情受挫，悲观厌世，于3月23日早晨，持刀在南平实验小学大门口行凶，造成8死5伤的惨剧。南平惨案的阴影还未消退，一个郑民生式的恶魔在广西合浦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再次喋血江湖、杀人如麻，致一名8岁小学生和一名老年女性死亡，两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受伤。
合浦惨案发生后，笔者就撰文告诫有关部门，在连续两次的校园惨案发生后，不要简单的以“精神病患者”来逃避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忽视了社会对诸如郑民生这样的弱势者给予有力的关怀和帮助，从而酿成悲剧的发生（具体见文章《“精神病患者”不是社会问题的遮羞布》）。然而时间不到20天，相应的悲剧却在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再次发生，分别造成19名和32名师生被砍死砍伤的惨案。
前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相继连续发生如此众多惨烈的针对儿童的校园惨案，我想再以“精神病患者”来解释惨案发生的原因，已经毫无任何说服力了。笔者曾在《“精神病患者”不是社会问题的遮羞布》一文中指出“面对这类社会问题的出现，首先应该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而不是简单的把责任归咎于精神病患者就不了了之。如果根源问题得不到厘清和有效解决，在一个道德沉沦、弱肉强食和秩序混乱的社会，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患者”。令笔者悲哀的是，当时的预言竟如此快的得到印证。
南平惨案发生时，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个案，当合浦、雷州和泰兴连续发生类似的惨案时，我们就很有必要来反思南平惨案制造者郑民生反复强调“没有起因就没有这结果”以及“社会冷漠造成悲剧”。如果说，我们当时觉得是郑民生为自己行凶寻找借口的话，现在看来，郑民生所说的“社会冷漠”的确是一个行将死去人的善言，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反思的社会问题，并且这类现象对社会造成的撕裂，已经演变为了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只不过我们根本就没有把郑民生当时说的话当一回事。
面对这一系列惨案的发生，政府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冷漠，为什么会把我们的下一代当成这个畸形社会的牺牲品？当一个人无法突破自己的心理压力极限时，避免不了会产生心态的变异，从而作出超越普通人的异常举动。现在社会的每一个人所面对生活、就业和各类经济压力时，如果政府和社会没有及时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最后发生恐怖的惨案是难以避免，只不过更多人把发泄和报复的对象选择了他们更容易彻底泄愤的最弱势的儿童。
我们在探寻这类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时，更要有解决和疏导问题的办法。防止校园凶杀的扩散效应，我们是否可以从如下问题来引发我们的思考：
首先，政府应加大民生投入，营造社会公平。估计有人认为，校园凶杀与民生和社会公平没有实质联系，其实这是发生这类恶性事件的最大原因之一。在当前社会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民生压力，这类压力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扭曲了很多人的心理，当诸多的不公平不断挤压他们的心理承受底线时，生命对于他们就觉得没有了应有的价值，于是这类人什么冲动的事情都敢干。纵观暴力频发的地区，无不是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是主因。
其次，政府必须要给民众提供诉求问题的渠道。南平惨案发生后，南平书记去探视受伤者，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突然走到书记面前，痛哭诉说，她年仅8岁的女儿遭到歹人强暴，案犯至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惩处，她要为女儿伸冤，希望政府严处犯罪嫌疑人。陪同的工作人员当即上前将该妇女架开。眼看要被架走，该妇女情绪更加激动，高声喊道:“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
说实话，那位妇女撕心裂肺说出“我也会去杀人”时，令笔者每每想起都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他们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难道真要让一个充满母性的女人拿起屠刀把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才给她一个说法和最终的解决吗？政府不论承认与否，民众诉求渠道不畅通的确是事实，当百姓需要解决某些问题时，走正常的渠道已经很困难，不但难以承受解决问题的时间、经济成本，更令人失望的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情况常有发生。当一位懦弱的母亲都喊出“我也会去杀人”时，谁还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呢？如果政府和民众没有畅通的诉求渠道，所有的问题都会积压起来，当社会难以重负时，爆发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到那时我想不仅仅是校园惨案，各类社会仇杀和泄愤报复，想起来都让人惴惴不安。
其三，完善民间组织和社团组织的职能。中国社会延承几千来以来，民间组织和社团起到缓解民间矛盾和稀释民怨的作用非常大，然而自1949年以来，这类组织要么政府化，要么就不允许存在，把民间矛盾和一部分社会问题通过民间自我消化的渠道完全给堵死。失去了这道化解矛盾的缓冲墙，所有的民间问题及社会矛盾就直接交给了政府，而很多族群纠纷又不是政府所能一时解决的，结果把简单的小问题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政府害怕民间组织和社团的存在，这种思维方式比封建皇权机制更闭塞和不开化。政府不放弃大包大揽的集权思维模式，终究会把所有问题全部让自己扛起来，最后的恶果不但政府将承担，也把整个社会拖入绝望中。这绝不是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
其四，重建社会信仰和完善的心理辅导机制。自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除了威权体制给社会造成的撕裂伤害外，信仰的丧失估计是产生社会问题最多的因素之一。一个社会如果丢失了信仰，人就失去了自我心理的调节功能。当遇到问题时，人没有了精神的寄托和信仰，就如满怀悲愤的压力机，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同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适应症是很多人的共通反应，比如就业、家庭婚姻和经济压力等，当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那我们社会有完善的心理辅导机构吗？中国人对于心理辅导一直不重视，当人遇到精神压力时，就只有自我的调节，失去信仰的依赖，调节功能就丧失了，诸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在个人信仰问题上，我们已经破坏殆尽。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过去原有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崩塌，新的价值观和信仰又难以及时整合出来，形成人们所遵守的共识。在这样的状况下，校园凶杀案的频发，我们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凶杀案的制造者，其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面对这个社会问题，无论是政府和个人，我们都无处可逃，因为化解问题的扩散效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否则，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弱势的孩子，而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