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虽然一些人认为民主的概念在天主教会中没有位置，但历史学家杰•多兰指出，民主精神已扎根教会数个世纪。他说，对美国天主教徒来说，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传统中既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同时又是忠实的天主教徒。
过去几年来，在美国一些教区和堂区的天主教团体中，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平信徒参与教会的管理问题。近来随着性丑闻的曝光，这一讨论更加激烈。教会的不幸处境已清楚地显示出，主教管理教会的方式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一些平信徒组织，如“教友之声”和“呼吁行动”希望一个更加开放的教会，在这个开放的教会中，圣统和教友之间能够进行对话。这些组织希望平信徒能够在教会中全面地参与福传，而不是只作无声的伙伴，只欢迎出献仪，而不欢迎提意见。希望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教会，主要是出于美国人民对民主的热爱。美国的天主教友们希望教会能够与美国的民主文化步调一致。但是，从天主教传入美国开始，渴望有一个更加民主的教会，便在天主教中产生了紧张的关系 。
对一些天主教徒来说，“民主”一词不属于天主教词典的范围。“教会不是一个民主的机构”，我们不止一次听说过这样的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对澳大利亚的主教们讲话时更强调：“教会不是一个民主的机构，下属谁也不能决定真理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信经》不属于人们进行广泛投票的范围。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教会也决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机构。
“那决不是说，人们不能更加广泛地分享教会传教使命的责任，尤其在无关信仰内容方面。而且，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教会曾用来明辨圣神行为的民主程序的事例。”
例如，教宗就是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1978年卡诺尔•沃蒂拉（即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时，就经过了八轮投票。梵二会议，实际上所有公会议，教父们在决定有关重大教义教规时，都是以投票方式进行的。数百年来，在选举主教时，群众的声音常常起着决定性的因素。
随着对更开放、更民主教会讨论的开展，强烈反对教会实行民主管理这一思想的反应也随之出现。不幸的是，“民主”一词变成了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只要一提到“民主”二字，话题便立即转变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上去了，房间里也立刻变得阴沉起来，讨论的方向转了弯，尽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结果使关于如何更好地管理教会的正题变成为某某自由化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教会历史表明，民主精神已扎根教会数世纪之久。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民主的概念被弃之一旁，并被视之为对教会完整性的威胁。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也用不着太多的去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一事实。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个年轻的天主教团体正在美国形成，那正是一个热爱民主的时代。我们推翻了国王，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形成。自由、独立和平等是这个新生共和国追求的目标。当我们的祖辈们聚集在费城，并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写出宪法的时候，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始了。他们把努力的结果交给人民来表决，随着这个新的国家的诞生，群众的声音就变成了天主的声音。
民主的精神使教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美国基督教会在这些年变民主了。种族优越论的加尔文主义者所主张的选民救赎论，向天国的民主化敞开了大门。所有人都可以得救，而不仅是少数选民才能得救。这一精神也使天主教徒受到启发 ，若望•卡诺尔当选主教就是第一个例证。
卡诺尔和他的神职同事们不希望一位外国人被委任为美国的第一位主教，他们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梵蒂冈有可能委任一位法国籍神父为美国巴尔底莫教区的主教。于是他们写信给梵蒂冈，提出他们希望选举一位自己的主教，“由外国法庭委任，这必定会有损于美国的政治利益 。”罗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789年经神职人员们选举，若望•卡诺尔当选为美国巴尔底莫教区首任主教。
实行董事制
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另一个明显标志，是教会管理实行董事制。董事制在美国圣公会中很流行，并得到了美国法律的认可。董事制要求将一些教会团体实体化，实体化的结果是平信徒可以组成一个实体，如巴尔底莫镇罗马天主教团体。该团体首项工作是起草了一份章程，“旨在使地方教会的管理中，通过采取某种考查及平衡机制，避免掌权者滥用职权 。” 这样的章程在当时美国天主教会中是件平常的事。董事们可以购买土地，用于修建教堂。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这些早期天主教团体从来没有做过其它的事。 ” 董事从堂区成年热忱男子中选出，临时负责堂区的事务。堂区神父的薪水由董事会支付，神父负责照顾堂区教友们的灵修需要。在卡诺尔主教行使职权期间，有120个堂区都采用董事制。卡诺尔批准了在巴尔底莫教区的主教管辖区范围内采用董事制，他还亲自担任董事会主席，但他对决定堂区事务没有投票权。巴尔底莫的第一所主教座堂，古典形式，由曾设计美国国会大厦的著名建筑设计家本杰明设计，今天仍然耸立在那里，似乎在提醒人们开教时期美国教会是多么的美国化！
当然，卡诺尔并非只支持管理地方教会要民主，他还支持平信徒组成堂区，并由平信徒董事们进行管理。他任主教时的同工，肯德基州巴尔德镇的本笃会士佛拉杰特，波士顿教区让-希维鲁斯表示，他们知道教会需要适应美国的环境。
费城著名的爱尔兰移民天主教徒玛窦•盖瑞，也承认这一适应的必要性。在写到爱尔兰及其神职人员时，他说：“本堂神父与堂区教友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既共同分担过于集中的权力，另外也一味地顺从。”但是，他说美国人民不愿意接受这种关系：
美国人从来不会向欧洲人那样，屈服于政权或教会事务……不同的秩序……在美国很流行。民间机构极度自由，带来了相应尊重教会事务的独立精神。人民的意见和愿望，希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协商，这在欧洲是不会有的。
至于主教们，他的评论是，在这个国家 ：“扩大主教权力，过于傲慢的思想没有市场”。他的这一论断写于1820年，至今仍然有效。在较南端的新奥尔良市，一些天主教徒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希望主教“在管理教会时，与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体制保持一致 。”
教会管理实行董事制是当时加罗琳娜洲的做法，约翰•恩格兰德任该区的主教。恩格兰德出生于爱尔兰，1820年到美国出任南加罗琳娜洲查尔斯顿教区首任主教。查尔斯顿是一个麻烦的城市，因为一些地方的平信徒董事对教会事务控制过严。恩格兰德主教采取了共和制管理教会，使教区得以和平相处。共和制管理教会时，神职人员和教友能够共同参与。他希望的教会是：“教友享有一定的参与权，但无表决权 。”这一体制的核心是1823年9月恩格兰德主教呈交给神职人员及平信徒们的一份书面章程。大会接受了这一章程，章程批准了选举堂区董事、每年召开各种神职人员及教友大会，讨论教会的需要。在这些会议中，都有平信徒参加。从1823年开始直至1842年恩格兰德主教去世，每年都召开这样的大会。共和制的教会管理模式在堂区及教区层面实行了20多年。恩格兰德主教希望其他主教们也效法他的做法，但主教们拒绝了。他们把恩格兰德主教的做法称为“他的共和概念 ”。主教们所坚持的是欧洲式和君主制度式的教会模式，而不是美国化的民主式教会模式。
向董事会制宣战
历史学家喜欢谈论历史中的关键性时刻。在美国天主教历史中，使天主教团体发生重大转变的有两次关键性时刻。一次发生在1820年至1850年之间的国内战争之前，这时的转变是从美国式的天主教模式----即我所说的共和制天主教，体现民主和启蒙的影响---转变为更加欧洲的君主制的教会模式，这一模式根植于习惯于一人统治之下的中世纪君主制传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外籍神职人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为他们把作为文化垃圾之一部分的君主制教会模式，移植到了美国的土壤里。当然，无数移民过来的天主教徒，也将他们的欧洲教会模式带到了美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由费城地区的一些教友们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抓住了战前这一转变的关键所在。他们抱怨费城教会中出现的一些弊端行为，并指责外籍神职人员的这些非正义的弊端行为。这些神职人员曾“一致地表现出敌视我们的体制，完全无视我们的国家。”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态度专横”。该小册子的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永远怀念的神父及朋友，卡诺尔总主教”逝世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他曾使教会保持和平，但不幸的是，我们“再也没有福气有一位象卡诺尔那样的本国籍---并非常熟悉我们的体制、尊重这些体制，并重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的主教…… ”提到卡诺尔总主教，就使人想起了美国天主教模式与欧洲教会模式之间的载然不同。
两位爱尔兰出生的主教，纽约教区的约翰•休杰斯（John Hughes）和费城教区的方济各•肯力克(Francis Kenrick)----新主教的代表人物----带头使美国教会模式转变成欧洲模式。休杰斯承认应当“适应这一新的管理模式。”为了剔除其教区实行的董事会制，他“对这一体制发起了全面宣战”。他不仅发表文章，而且还作了长达6个月的系列演讲。他明确表示要废除这一他所指的“这一非天主教体制 。”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当教会的老板。一位历史学家在写到纽约的这位生性好斗的总主教时，作了如下评论：
“由于他竭尽全力对董事会制进行批判，他才会信心十足地相信自己，在教会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使美国式的天主教会模式转变成为中央集权化的神职权威结构，这一模式一直权威性地延续到梵二会议时为止。”
历史对董事会制似乎并不友好，这一体制在一些堂区中引起矛盾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该体制在19世纪初的大部分堂区中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纵观整个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历史学家都是神职人员，他们把董事会制描述为教会管理的一种失败的体制，并且他们还开创了仅由神职人员来管理教会的模式，无须任何平信徒的参与。他们的教会模式体现为中世纪君主制式，主教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写美国天主教历史之外的董事会制时，他们歪曲历史记录。他们的歪曲一直影响到现在，尽管现在有学者指出，董事会制在大部分堂区中有效实行长达30年之久 。最大的误导是，援引董事会制的所谓缺陷，作为反对平信徒参与管理教会事务的原因。
君主制教会模式的缺陷
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君主制式的教会模式有其缺陷。为了使主教能够完全控制教会事务，不知不觉中会滋生弊端。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教会事务非常糟糕，梵蒂冈于1878年派遣爱尔兰籍主教乔治•孔罗伊（George Conroy）到美国，试图找出教会发生诸多弊端的原因。
孔罗伊主教在一篇冗长的报道中，报告了美国教会中的这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巨额欠款。仅在纽约市，一银行便贷给教会数百万美元。欠债的原因是要给这时期到达美国的数以千计的移民提供照顾。而70年代漫长的经济萧条造成了孔罗伊主教所形容的教会“经济危机。”因为这一危机，只有精通经济管理……金融家的神父，而不是精通牧灵的神父，才有可能被委任为教会的圣统阶层。
这个时期教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神职人员和主教之间广泛不协调，这很明显是由于主教滥用职权引起的。孔罗伊主教报道说，许多主教不尊重神职人员的权利。而且，神职人员也不能参与主教的选举。选举主教的程序是秘密进行的，选举的标准主要是看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凭候选人的资格。结果，在孔罗伊主教看来，美国的68位主教中，只有10位主教是够格的。其余主教皆属平庸之辈。而且他认为，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平庸还不如 。
把这样的报告写进官方教会历史是很少见的，官方历史通常是根据年代，记录主教及神职人员们所取得的成绩。有一位主教说得更直白，“天主教会的历史，主要是神职人员的历史 ”。对教会持这样一种理解，自然对平信徒参与管理本地堂区事务的作用不会留什么余地。因此，对教会管理实行董事会制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就被从美国天主教历史中省略掉了，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由胜利者书写历史，失败者自然会被淘汰出局。
随着罗马教会进一步中央集权化，也加快了美国天主教会向欧洲中世纪教会模式的转化。19世纪初，教宗职权降到了最低点，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天主教会。拿破仑曾将两位教宗伦为囚徒，一位是庇护六世（1775-1779），在法国流离期间，客死他乡。但是，在庇护九世（1846-1878）任教宗职期间，他竭力进行了抵制，并恢复和加强了教宗的职权。庇护九世长期任教宗职的一个最大结果，就是罗马教会的中央集权化，扩大了梵蒂冈的官僚体制。这一变化同时也强化了天主教会的君主制模式，这一模式在教宗管辖的罗马找到了基础。因此，任何试图使天主教适应环境，与美国文化保持一致的努力，都注定会徒劳无益。
持之以恒渴望民主
然而，对民主的渴望逐渐见到了天日。每一个新的移民团体，最典型的是意大利和波兰移民团体----希望在堂区事务中体现他们的声音。出于对这一情绪的同情，Cleveland主教给梵蒂冈的枢机们写信，向他们汇报说：
“鉴于美国教会管理的民主形式，应当考虑到教徒们，他们的善良愿望也当给予鼓励和培养。没有他们全心全意的合作，教会、学校或院校既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得以成立……。”
Cleveland主教的评价，写于1885年，今天仍然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对民主的渴望，也在教会中产生了严重分裂，例如20世纪初，在波兰就出现了波兰国家教会。
1831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勒到美国旅行时，他觉察到了天主教徒们对民主的这一渴望。他写到了构成“美国的绝大多数共和派及大多数天主教阶层。”他同时也指出他们是“最顺从的信徒 ”。这位法国的旅行家一语道出了贯穿美国天主教历史的矛盾所在：作为美国人的天主教徒，他们热爱民主；作为天主教徒，他们顺从于教会权威。生活在这个国家，特别为它的民主传统感到自豪，作为教会的一员，在教会中没有民主的位置，今天它所遇到的阻难，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时的阻难没有什么变化。
柳暗花明
美国天主教历史中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是梵二会议的召开。梵二会议使美国天主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思想对起统治地位的欧洲君主制天主教模式提出了挑战。这一新的思想在公会议上表现得很明显，对话和讨论取代了权力主义，教会为“天主子民”的圣经观取代了圣统制模式。“集体领导”成为天主教徒们的共同语言。
梵二会议之后不久，各教区开始召开会议。例如底特律教区主教会议，以梵二会议为典范，在约翰•戴顿总主教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有数以千计教友参加会议。1969年2月，神长教友们共同聚集在科波大厅讨论会议的决议文件。一个月之后，文件正式公布。许多教区也效法底特律召开自己的教区会议。这一时期，亚特兰大、纽瓦克、迈阿密、波特兰、旧金山等教区的神长教友们，呼吁在选举主教时应采取一定选举程序，不应仅由梵蒂冈任命 。
在西班牙裔教友中，举行了民族大聚会（encuentros）,他们经过大量协商，对决议进行了表决。这次于1972年举行的首次聚会，有250多位平信徒及神职人员参加。5年之后举行了第二次大会。竟然有10万教友参加了这一地方性会议。这些在过去从来不被过问的人们，如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美籍非洲裔也召开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会议形成了一份关于未来的牧灵计划。
1983年，在经过无数次协商和对多个草案进行表决之后，主教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和平的牧函。1986年主教们发表关于经济的牧函时，也遵循了这一协商的做法。委员们负责起草，并征求了与经济有关的不同领域的200多位专家的意见。另外，草案三易其稿，才最后定稿。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与协商，反映了对主教们做决策时应更加民主的愿望。
修院及修女院也进入了民主时代，盲目听命于修院院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们负责任地参与制定决策。同样，许多堂区成立了咨议会，堂区教友经常被选参加讨论，制定牧灵计划。所有这一切发展都说明，对民主的渴望在天主教会已经公开化，1999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接受采访的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都赞成教区和堂区在做决策时应更加民主 。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广大神长教友们渴望有一个更加民主教会的热情并不鼓励，他竭力恢复君主制的教会模式，并已取得一定成功。至今他所委任的主教，都是赞成这一教会模式的人。另外，教宗通过在梵蒂冈的助手们，对那些希望教会更加开放和宽容的人们进行打击和压制。
21世纪的挑战
不过，群众的声音并未沉默。他们清楚教会并非君主制，希望领导们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关切。最近的性丑闻，特别是一些教会领导人掩盖这些犯罪事实，已经说明教会需要更加开放。傲视自己的权力已导致了美国天主教历史上最糟糕的丑闻。通过滋生出一种保密和老板统治式的文化，使教会不能适应广大信众的需要。现在的美国天主教友们比以往更加希望教会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美国的方式，但它与天主教体制并不是不可以调和。
然而，一些评论家已经对天主教的这一模式提出了挑战，欢迎一种民主式的精神。在他们看来，“美国天主教”是一个矛盾的表达。但是，宗教根植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换句话说，根植于具体文化中。既然宗教存在于具体历史之中，那么随着文化的演变它也会随之而变化。拉美和亚洲教会承认需要进行根据植于大众文化的神学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文化真真实实地构成宗教。采取民主精神，倾听教友群众的声音，这是美国天主教的核心所在。这一文化适应在卡诺尔主教时代已经生了根，这是一个不应放弃的愿望。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在政治领域成为民主的领头羊，作为天主教徒来说，我们也应当成为从堂区教会乃到梵蒂冈，积极倡导民主精神的领头羊。
对美国天主教徒们来说，21世纪的挑战是既要忠于天主教传统，又要适应美国文化，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要热爱民主。因为这一民主的影响，当今无论堂区还是教区的教友们，在教会管理中，希望更多地得到协商与合作。这一愿望自卡诺尔主教以来就是天主教国天主教传统的一部分。现在天主教神学对教会的理解，比以往更加大众化。随着梵二会议所理解的教会是“天主子民”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天主教徒，在形成他们自己的灵修命运时，希望表达自己的声音。拒绝这一代人的声音，就等于把我国天主教的前途，寄托在那种神学和历史上都已过时的教会模式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