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笃十六世反对爱国会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
天主教爱国会的产生，与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前苏联经验，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改造，把宗教有神论与执政党的无神论对立起来，潜台词就是改造宗教，直至消灭宗教，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宗教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及民主改革运动，加强信徒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宗教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局面。
不过，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是学习了前苏联的经验，可是也有自己的创新，那就是融汇了中国文化中的“以夷制夷”的政治谋略，让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神职人员做了爱国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只能听党和政府的指令行事，因此爱国会的性质亦民亦官，亦教亦政。它的真正职能是代替政府行使管理天主教会的权柄。在中梵关系问题上，目前的真正矛盾集中在了爱国会问题上。本笃十六世坦言爱国会的作为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
天主教爱国会在这里遭遇了身份尴尬的难题，在政府眼里爱国会是天主教徒的群众组织，所有成员没有一人可以进入国家公务员系列，但是他们履行的却是国家公务员的公务职责；在教宗和其他天主教徒眼里，爱国会“是由国家建立，与教会的架构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具体的讲，令教宗无法接受的主要是：“某些机构的干预迫使有关人士要作出有违他们的天主教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而这些表态，行为和承诺不外于：
参加爱国会；支持独立自办教会；和非法主教共祭等行为。
（二）中国走的是英皇亨利八世的老路
当然，我们可以说爱国会既然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管理教会的组织，梵蒂冈或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反对爱国会，本质上已经是干涉了中国内政。
甚至我们还可以证明说，当今世界各国由政府干预教会团体生活的不仅仅是中国，比如芬兰宪法第87条规定，芬兰教会的大主教、主教由共和国总统任命；挪威宪法第22条规定，国王在听取内阁意见后，可以不经过法院裁决而直接罢免教会官员；瑞典《政府组织法》第9条规定，内阁应从按照基督教会法规定方式选出的三名人选中任命一人为大主教或主教；土耳其政府有权决定宗教领袖的职衔及如何委任；沙特阿拉伯，国王掌握着主要宗教教职人员的任命权；伊朗，政府首脑兼任宗教领袖，掌控着主要宗教教职人员的任命权。而在那些由罗马教廷自主任命主教的国家，主教任命仍要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包括主教人选的政治考虑、教士要宣誓效忠国家、教士的公民身份等。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世界范围内再也找不出一个先例，一个国家的政府居然会要求天主教的主教、神甫必须参加爱国会；必须支持独立自办教会的爱国会宗旨；必须和非法主教共祭才能获得政治与行政上的合法身份。
在天主教的教义中，根本否定独立自办教会的行径，坚持的就是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的神权至上原则，而所有的主教又必须承认教宗的首席权，由教宗掌握对他们的任免权。这是天主教与基督教发生区分的真正要点。在熟知这两种宗教区别的西方人那里，独立自办教会的肯定就是基督教。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把独立自办教会的政治标准强加到中国天主教会的头上时，我们就是在走英皇亨利八世的老路，要用政权的力量把一个天主教会改造成为脱离教廷权势的基督教教会。在现代这么做，肯定行不通，而且会在国际上弄坏自己的名声。当代的世界，已经没有人搞宗教改革，倒是人人都关心起了人权，以为人权可以越过千山万水，侵犯人权不再是任何国家的权力，维护人权则是一切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
（三）留下天主教会这块招牌非常明智
我们可以返回的毛泽东时代，喜欢刮起革命风暴的的毛泽东把中国天主教弄成了四不像，可是他就是不摘天主教的招牌，只是把中梵关系的中断，说成是梵蒂冈破坏中国革命的结果，而非中国革命早就有了中断中梵关系的打算。已经解禁的文献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经有过重返国际社会的想法，那么留下天主教会这块招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可是，中国通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把毛泽东曾经有过重返国际社会的想法变成了实际，中国强大起来，在国际社会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1998年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肯定宗教团体任命自己的教职人员，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权的一个构成因素。
但是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仍未批准《公约》的生效。2013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在北京开会之际，百多名中国民间人士联署呼吁人大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四）中国连“政教分开”都需要有人大声呼吁
已逝世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呼吁落实“政教分开”，就是指政府主管部门与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的职能分开。“政教分开”不是政教分离，因为政教分离说的是，既要保障宗教团体拥有国家管理和监督之外的独立和自由权利，也要保障国家的行政程序和决策不受宗教教义的影响。可是，中国连“政教分开”都需要有人大声呼吁，结果还是不得而知。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可以归入落后国家的行列，在宗教政策方面沿袭的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一切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全部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不允许有完全独立甚至高于国家政权的宗教组织自由地合法存在，遑论进行跨国联系。
政府方面为天主教问题煞费苦心，政府为了能够推行独立自办教会的政策，里里外外没有少花钱，例如每一次自选自圣主教都有大批国家干部、民警“保驾护航”，可是换来的不仅是梵蒂冈的声明谴责，还有国内许多天主教徒的怨声载道，参与其事的许多主教事后又通过各种渠道纷纷向梵蒂冈悔过。
中国方面为自己的政策，制造了许多理由，诸如自选自圣主教是为了捍卫主权、是中国教会“传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等等，但是，说话者自己也未必能够说服自己。如果，自选自圣主教是捍卫主权，那么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国家，任由梵蒂冈任免主教都是出卖国家主权啦？这简直就和说笑话一样，说的人与听的人都是一笑置之。
（五）中国天主教会已成为天主教历史上受到绝罚最多的教会
1951年南京教区代理主教，兼无锡总铎区总铎的李维光发动南京教区783名神父、修女、教徒联名发表《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表示要割断与罗马教廷政治、经济上的关系，此后又发动驱逐教廷公使黎培理总主教的签名运动。1955年李维光因为意图在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公教会”而遭到绝罚，李维光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受绝罚者。
从1980年开始，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前提。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发表“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展开交谈。此后有六年时间中国政府接受了由教宗来任命中国主教的原则，不过只是默认，从来也没有给予过官方正式承认，即使在上海与西安的主教晋牧也一样。但是，每当主教候选人的名字被送到罗马被批准的时候，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宗。2006年3月，本笃十六世擢升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主教，此后媒体就经常发表陈日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陈日君和爱国会主席刘柏年之间也时而发生冲突，中梵协商任命主教的局面发生动摇。先是2006年4月30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马英林，5月3日自选自圣了刘新红，11月30日自选自圣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选自圣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选自圣了雷世银，7月14日自选自圣了黄炳章。
梵蒂冈对中国的连续的自选自圣，先是抗议、交涉、威胁。中国政府则发表言论说：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几十年来传统，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任何指责和干涉之类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已经退休的陈日君，则反驳说：政府向主教行贿，我们知道有位主教，去了非正统的神职任命仪式非法祝圣，此仪式的神职任命，不获梵蒂冈承认，他们便给予20万元人民币，另外一个主教则给予70万元人民币。陈日君说，大陆的教会没有真正的自由，有如“笼中鸟”，教会全操控在政府手中。在全国的层面，天主教会完全被爱国会控制。我们的主教不能发声。
终于梵蒂冈也忍无可忍了，它在2011年7月4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雷世银后的第五天发出绝罚通告，又在7月16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黄炳章后的第二天发出另一份绝罚通告，接着在2012年7月14日宣布四天前接受非法主教祝圣的岳福生神父处于教律所定的自科绝罚当中。自此中国天主教会已成为普世天主教历史上受到绝罚最多的教会。
（六）相信与等待
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信什么的自由，而非怎么信的自由，那它还算是原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吗？马克思认为，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止”，列宁则主张宗教团体应该成为“与政府无关的”，“志同道合者”的公民组织。当然，仅此还是不足的，在一个现代社会，更应该把宗教推向市场，让信教者像消费商品那样去“消费”宗教。
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博士主张将中国的宗教市场进行细分，区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 ，认为只有在自由的宗教市场，也就是非管制的市场，宗教才能充分地成长发育起来。在宗教垄断的状态下，宗教市场一般会比较萎缩。基于大众信仰区位的多样性，宗教多元是先天的，完全的宗教垄断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对竞争者的压力过大，他们将转入地下与垄断者分庭抗礼。一旦压力放松，将立刻反弹。
当然，把宗教推向宗教市场的最基本考虑，就是实行政教分离，国家不再以各种方式办教，宗教事务交由宗教团体自己去办理，政府只做宗教市场秩序的提供者和宗教市场秩序的监管者。不过，刘澎教授的看法不无道理：宗教涉及集会、结社、出版方面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没有对集会、结社、出版开放的情况下，政府是不会单独地让宗教先开放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领域里克服了极左影响，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在宗教管理方面，极左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甚至存在一些违反法律，违反人权的做法。不过我愿意相信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虽然举步维艰，但是绝不会踟蹰不前，于是我愿意等待，愿意在若干年后，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取得进步，以至于带动了宗教的开放。爱国会应该是历史的产物，不否定它在一段过去的历史中也有过自己的贡献，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它是在怀疑否定自己，毕竟这是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团体，一旦解除了政治压力，它肯定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身份尴尬。
（本文转载自：普世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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