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庆64周年的节庆日，全国休大假。
坐在电脑桌前过节，却想着64年前的今日，中国的天主教若何？天主教徒若何？无疑，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和天主教徒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日子。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天主教和天主教徒看来，这是无神论者欢呼胜利的日子。我也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一定要标榜自己是无神论者呢？尽管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根本不希望我的祖国会成为无神论或是有神论的祖国。信仰应该是个人的私事，而不应该成为国家事务。可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至今，信仰还是没有成为个人的私事，宗教还是处于国家控制的状态。由此造成的问题显而易见，中国人因为信仰不同于是分裂成为有神与无神两个团体，宗教问题始终都是共和国的大问题，常常困扰着中国的统治阶级。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用过的状态。
我还想到被毛泽东列为战犯的于斌枢机主教，无论他如何忠诚于蒋介石政权，他也不是民国政府的军政要员，对中国的内战发挥不了一个战犯应该发挥的作用。把于斌总主教列为战犯，意在表明新中国与宗教处在改造与被改造的对立之中。结果以于斌枢机主教、田耕莘枢机主教、罗光总主教为代表的部分神职不顾教廷坚守牧职岗位的命令选择逃离。应该说他们是聪明人，尽管活的没有勇气，缺乏责任心。
果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宗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目的在于最终消灭宗教。中国的天主教奉旨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造管理。一晃64年过去了，最终消灭宗教的目标已经成为泡影，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宗教进行改造的政策没有改变，只是政治强制性内容逐渐被政治宽容性内容取代，但是这个政策的本质没有改变，那就是党要领导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所有事务。
中梵关系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断，至今无法恢复，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以上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宗教进行改造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宗教组织想要完全自主的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天主教教会根据它们与政府关系的亲疏分化为地上与地下部分，地上部分由爱国会管理，地下部分自养自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为中梵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前提。也是在约翰·保禄二世的主持之下，中国官方支持的爱国教会主教陆续获得了教廷承认的合法身份。梵蒂冈的对华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地上与地下教会的裂痕，很得人心，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教宗的领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教会事务及其信仰上服从教宗的领导，是天主教信仰的组成部分。
中国天主教徒期望中梵关系会有更大的发展，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引爆“自选自圣”装置，提醒所有的期望者客观面对中国现实，宗教还不可能成为宗教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要说，期望中梵关系会有更大的发展，不如期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深化到中国的政治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只有当中国的大环境改变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不再分裂斗争，政府不再管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事务的时候，宗教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事情，或是个人的私事。
中国还需要走出自己，然后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