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的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在刚过去的圣油弥撒宣布：“本人年事已高，领导教区福传、管理等事工越来越力不从心。”
他续表示，为教区福传事业顺利有效地推进，“决定退居二线”，并委任麻神父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及组成由麻神父为首的参议会。
圣油弥撒是神职团以主教为核心，共融团结、共负责任的标记，全体神长在主教面前重发司铎圣愿。
尽管朱主教已超过教廷官方退休年龄七十五岁的规定，但这位“公开”教会团体的领袖无法直接宣布自己退休，因为他的继任人是拒绝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地下”教会团体领袖──邵祝敏助理主教。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教友对天亚社说，朱主教一旦去世后，若邵主教能够出来，管理地上、地下教会团体，这是最好的。但以目前的状况，两者合一的机会仍不大可能。不过他指出，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已好多了，“教友来往多了，攻击的话少了”。
若邵主教“转正”到官方认可的公开教会团体中就职，他就必须要符合当局的一般要求，包括与不获梵蒂冈认可的非法主教共祭，以及加入爱国会。
这些条件都是地下教友所不能接受的，邵主教若接受当局的要求，就很有可能因此而遭他的羊群离弃。温州教区地下团体约有八万教友，比地上教友多约一倍。
在中国教会里，温州并非首个及唯一一个教区，获梵蒂冈同时为公开和地下两个团体任命主教。
然而，与梵蒂冈希望籍此见到两个团体合一的意愿相反，在朱主教及邵主教在二零零七年同时获任命时，当地教友立刻质疑，假如身兼温州爱国会主任的正权主教所作的决定──如要求他的助理主教也加入爱国会──有违邵主教的良心，那么他应否听命呢？
在中国西北甘肃省天水教区的例子，情况刚好相反。梵蒂冈在二零一一年任命地下团体的王若望主教为正权主教，而其助理主教是公开团体的赵建章神父，他自二零一三年起担任甘肃省爱国会主任。
河北省彭鉴道神父在二零一四曾在发表的评论中，提及赵神父当选爱国会主任之事。他说，有神父担任爱国会主席已不是新闻，不知什么原因赵神父至今仍未被祝圣，“于今堂而皇之地被选为甘肃省爱国会主任，其中玩的是什么猫腻，人们无从得知，很可能此举对于他公开祝圣为助理主教有一定的裨益”。
王主教于二零一一年获任命后不久便接受秘密祝圣晋牧，虽然付出的代价是他及其神父被拘留；但时至今日，候任助理主教赵神父仍然等待北京当局批准他的祝圣礼。
然而，如果领导十二位地上司铎的赵神父同样选择秘密晋牧，他很可以要冒着触怒中国政府及受到报复之风险。
即使其祝圣获得批准，部分教友也不会同意视他为官方眼中的“正权”主教。天水教区约有两万教友，大部分属于由十八位司铎服务的地下团体。
主教继承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中国教会的处境是何其复杂，而关乎中国主教的任命也是梵方等待中方同意签署的备忘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这些例子佐证，中梵双方就中国教会问题快要达成协议似乎都是言之过早。
两位不愿具名的教会消息人士早前对天亚社说，谈判是漫长的过程，协议不会那么快出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单单是协议上如何描述中国教会，也得花时间来讨论，像‘中国天主教’这样的称谓便背负了政治含意，教会当然希望以带有神学意思的‘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来形容。”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Bishop’s succession reflects difficulty of chu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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