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梵建交的话题是近二年来中国教会吵吵的最热闹的话题。积极乐观的一派始终抱着积极的心态看中梵建交，特别是圣言会的甘保禄神父是其中最冲锋陷阵的一位，他常在他的新浪博客中发表一些言论，他的言论也常被中国最大的天主教网站“天主教在线”转载。因为他的一些言论有对中国政府拍马屁之嫌，每篇文章被转载后，都会跟进很多的评论。诸多评论中肯定他观点的不太多，但负面的评论却异常的火爆和积极。人身攻击者有之，理论驳斥者有之。
中梵建交，这是势在必行的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但甘保禄神父的急于求成而不顾国内具体情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的态度确实有欠理智和火候。毕竟年轻，涉世不深，考虑问题的视野逼窄而无远见显而易见。
当然，有问题就应该积极面对，这是对的。教宗方济各上任伊始就向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出了友谊的橄榄枝，而中国政府也在这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教宗访问韩国时，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教宗的专机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梵关系解冻的一个积极信号和良好开端。在飞越中国领空时，方济各教宗也习惯性的向中国领导人致以问候，并祝愿中国人民享受康宁。之后教宗方济各在诸多公开场合都积极表态，愿意就中梵关系和中国政府进行坦诚的交流和沟通，希望彼此接纳，就存在的问题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教宗的这种积极在态度确实也收到了不少的收获，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按媒体的报导，好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件值得中国教会庆幸的事，中国教会无不乐见其成，希望建交后能让中国教会逐渐步入正规，让中国教会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为福音作见证。
然而，对中梵建交持谨慎和怀疑态度者也为数不少，特别是地下教会的神长教友对中梵建交并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地下教会一脉相承的是那些在中国政府对教会在各方面打压下一直处在苦难中的教会团体所持有的精神。自从1953年中国政府把外籍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后，对中国教会并没有任何的放松。紧接着的“三自”政策，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政府控制教会的不二原则。虽然1982年开放后，其它方面的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政府的“三自”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继续牢牢掌控教会的态度始终是如一的。中国政府始终要把选圣主教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法统计中国现在有多少位主教，但有二个数字是可以肯定的：不被教会承认的主教有8位，不被政府承认的有30多位。其它所有的主教都被中国政府和教廷“双承认”。当然，这些被地“双承认”的主教或者首先是被教廷承认后，因为某些原因政府不得不承认的主教，而有些则是被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强行祝圣，而这些被强行祝圣的主教又通过私密渠道也被教廷承认、接受。
在海外对中梵建交持谨慎态度，而且并不持乐观态度者莫过于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了。做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虽然后来移民香港，但他亲自多次到访大陆，而且在国内好多修院为修生授过课，亲自体会过中国教会的苦与乐，目睹了在政府干预下的中国教会的乱象，也亲自目睹了中国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政策的态度，这位荣休的枢机对中梵建交后中国教会能得到多少自由始终忧心忡忡。所以他也常常把自己对中梵建交的观点和看法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同样的，他的博文也多次被“天主教在线”所转载，毫无例外的，他的文章被转载后也是评论如潮，人身攻击者有之，理论驳斥者有之。但大多数的网民对陈日君枢机的态度持肯定态度，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教会的脊梁”。
不得不提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每次陈日君枢机主教的博文发表后，紧接着就会看到甘保禄神父常常不指名的对陈日君枢机的观点进行嘲讽和批评，认为陈日君枢机思想守旧落后，不顾全大局，而且和教宗方济各唱对台戏等等。甘保禄发表不久的“警惕中国教会中的‘诺瓦森’和‘多纳图斯派’”的博文末尾，仍然没有放这位老枢机一马，认为董关华神父的祝圣风波和陈日君枢机不无关系：此次董王二人联手上演的祝圣闹剧让我们不得不问海外某些好心人士：您所谓的‘教廷不代表教宗’、‘当然，我们做事的最后标准还是良心，所以如果你们良心觉得任何协议内容是违反我们信仰的道理，你们不需要跟着走’之类的逻辑理论，是否正是为了造就更多的像董关华、王弥录这样的“诺瓦森”和“多纳图斯”派？虽然甘保禄不断对陈日君枢机指责，但陈日君枢机始终没有对甘保禄的指责进行过任何的辩解。或许是这些嘲讽不值得一驳，或许是一位历经苍桑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枢机的涵养和胸怀吧。
就在中梵建交不断行进、更多的人们持乐观态度的时候，《梵蒂冈内部通讯》的一篇报导如一声惊天炸雷在中国教会的天空炸响。这条发表于10月10日的报导称，已被圣座劝退的甘肃天水教区的地下主教王弥录以地下教会精神领袖范学淹主教在八十年代发布的“十三条”为由，祝圣了河北正定教区的董关华神父为正定教区主教，而被政府和教廷双重承认的正定教区主教贾治国尚健在。之前董关华神父已被贾治国主教停职了。董关华神父不仅接受了祝圣，而且又祝圣了山东荷泽教区的署理王成立为主教。《梵蒂冈内部通讯》严厉指责，这是“公然对抗罗马教廷对华政策，加剧中国天主教内部的分裂。”《梵蒂冈内部通讯》始终站在积极乐观的立场支持中梵建交。从受访魏景宜、韩志海等主教的报导上可以看出其态度的倾向性。而这篇报导对这次主教祝圣行为的不满明显的表达无遗。
为什么在中梵建交被各方面期待而且大有进展之时会有这件事的发生呢？我认为这绝非偶然的突发事件。这件事所暴露出来的是错综复杂的中国教会内部关系以及地下教会对中梵建交的不同看法。
中国教会从中国建立政权后一直走到现在，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地上地下教会之分的那么简单。就地上教会而言，如果简单归类的话，他是受爱国会领导，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团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地上教会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地上教会的主教们包括主教团成员，都明白教会的大公性和至一性，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中，对梵，对中的态度却有优先和次要的选择。有些主教就政府的自选自圣要求持积极回应的态度，而有些主教则持默默反对的态度，还有一些被金钱俘虏的主教……。所以，地上的主教至少有二种不同的态度对待自选自圣。地上教会主教们的这些态度很大限度的成为中国政府和梵蒂冈谈判的一个砝码或者参照系数。
地下教会现在尚有三十多位主教没有被政府承认。一如地上教会一样，地下教会的主教们也并非步调一致、观点相同。有些主教坚决不接受政府的领导，至今还被政府封杀。如最近“被旅游”的温州教区地下主教邵祝敏和他的秘书姜溯年神父，还有至今下落不明的苏志明主教行者等等；一些主教则持骑墙态度，被网民称之为处在灰色地带的主教，如韩志海、魏景宜等主教；包括这些灰色主教，还有一些急于向政府输诚的主教，因为他们的前任是很坚决的地下主教，他们接任后急于出头，但碍于教区大势，不能明目张胆的加入地上团体，便私下里向政府表决心、抛媚眼。
地下教会除了在主教中间存在的不一致外，神父和教友中间也有不同观点。如一些主教愿意冒着风险祝圣主教，如董关华神父和王立成神父愿意冒着被绝罚的风险接受祝圣便是很明显的明证。
再回到原点。在面对中梵建交上，地上教会百分之百的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地上教会之所以这样积极希望中梵建交，是因为他们不伦不类的尴尬身份和处境。虽然大多数主教已经被教廷原谅和接纳，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背着不忠于教会的骂名，而中梵建交是洗白自己的唯一渠道和方法，他们的急于求成自在情理之中。
地下教会更希望中梵建交，但持谨慎态度；这是怕中梵建交后自己会被“出卖”。似乎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来表达和形容地下教会的普遍心态，只能暂时用“出卖”一词。陈日君枢机似乎是最理解地下教会的这种心情者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了坚守教会的统一和完整，太多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们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形容的。中国政府从开始的坚决断绝和罗马的任何联系到现在愿意和教廷坐下来谈判的态度的转变，无不和地下教会的存在以及现在还有不少的主教神父们被监禁甚至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仍不改初衷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了地下教会的存在，中国政府也就没有了坐下来和教廷谈判的必要。如果中梵建交如地上教会所希望的，建交后如果处理不好地下教会的情绪，这是地下教会最不愿意看到的。好在教宗方济各虽然力促中梵建交，但他最近就中梵建交的“慢工出细活”的态度不失为最明智的态度。
中梵建交应该放慢脚步。首先应该梳理和妥当处理中国教会内部现在的诸多问题，最大限度的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后再谈建交。有人也提到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但中国教会现在是一个杂症缠身的病体，几十年来形成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不是一时二时能解决的。所谓“得病如山倒，治病如抽丝。”如果急于求成，即使中梵建交了，私圣事件不可能不会再次出现。
中梵建交的马儿啊，能否放慢你的脚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