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
在中梵关系史上，梵蒂冈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刚恒毅（Celso Constantini, 1876—1958）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其1922至1933年驻华任内，这位主张天主教本地化策略的意大利籍高级教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天主教的中国化。这些措施包括天主教艺术的中国化、文化与学术传教的系统提倡，如辅仁大学的建立，以及中国神职和平信徒在教会体制内所占比重和影响力的提升等等。他的这些积极贡献，对天主教中国化的意义深远。
刚恒毅
在梵蒂冈的外交系统中，刚恒毅宗座代表的身份，带有双重性。宗教代表是由梵蒂冈罗马教廷派出，代表教宗处理派往国教会事务的教务使节。但因梵蒂冈外交的特殊性，宗座代表一般也具有外交使节的地位。教廷在与派往国政府有所交往时，宗座代表即为二者之传达人。而刚恒毅在中国的任务之一，即包括绕过法国保教权（法国的“保教权”源于它自16世纪起与土耳其签订的有关天主教的条约，即天主教与土耳其政府和社会的争端由法国负责交涉，宗教事务则由宗座代表负责处理。法国期望将此种权力扩展至远东地区，后依靠在第二次鸦片中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相关传教条款，确立它了对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社会活动的保护权，这也是晚清“教案”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与土耳其情况不同的是，法国一直阻挠罗马向中国派出宗座代表，这也就给近代中梵外交关系造成阻碍。1885至1886年清廷曾尝试主动与教廷通使，最终在法国“保教权”的影响下未能实现）的影响，尝试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任务的艰巨性可见一斑（参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1933年2月，刚恒毅离开中国，回到意大利疗养身体。刚恒毅在华十余年的历程，学术界多有探讨。1935年12月，刚氏出任罗马教廷传信部秘书长（secretary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这一职务专门处理全球各地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的教务问题的协商和传达。在其任内，刚恒毅又见证了“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问题的解决，也即有关中国信徒祀孔祭祖行为和“天”与“上帝”译名的争议；1939年罗马传信部发布了一份教宗庇护十二（Pius XII）解决“中国礼仪之争”的教谕，允许天主教徒参加中国礼仪，但事先应问明教会态度。（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53年1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Pius XII）按立其为枢机主教。1958年10月17日，在将会选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的枢机主教团教宗选举会议（Conclave）前夕，刚恒毅去世于罗马。
庇护十二世
刚恒毅的战时日记（1938-1947）
在刚恒毅离世后，留下一部未曾出版的秘密日记，记录了他在1938年至1947年间的思考。后在罗马传信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这部日记于2010年经意大利学者Bruno Fabio Pighin编辑出版。其英译本由加拿大学者Laurence B. Mussio 翻译，以The Secrets of a Vatican 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s Wartime Diaries, 1938-1947为名出版（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14）。
刚恒毅战时日记英译本封面
刚恒毅的这部日记，因作者在梵蒂冈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与庇护十二世的密切关系等因素，对于重新认识二战时期的罗马教廷对外关系，法西斯集权统治对意大利政治的影响等重要议题，都提供了新鲜且独特的史料和视角。此外，刚恒毅在彼时持续对于中国事务予以关注，在他的日记中，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及其走向，也有所议论。本文即着重摘译日记中与抗日战争有关的部分，以了解刚恒毅个人对这段历史的观察。
“攻击中国，既是犯罪，也是错误”
二战中，梵蒂冈作为中立国，交战双方各国使节都在争取梵蒂冈的外交支持。虽然此时刚恒毅并不负责梵蒂冈的外交工作，中国驻欧外交官却也积极与他互动。据刚恒毅记录，1939年10月2日中国驻意大利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徐道邻（Hsu Dau-Cin）前来拜会他。徐氏问他：“教宗是否可以推动中日之间的和平？”刚恒毅的回复与梵蒂冈彼时的中立政策比较吻合，认为美国的调停十分重要。对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关乎“脸面”，“也就是，维护双方的尊严，这样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因为目前“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也不能成功地将日本驱赶回去”。当月29、30日，徐道邻又来拜会刚恒毅，感谢教宗在国际和平问题上的关注，似是回应庇护十二世10月20日发出的关于世界和平的第一封通谕。刚恒毅则在日记中记道：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彼时并没有接受调停的倾向。（Diaries, pp.20-21）虽然刚恒毅也持和平主义的中立原则，但他已经根据国际局势，预感到日本并不打算在侵略中国的意图上妥协。
实际上，从个人立场而言，刚恒毅对日本侵略中国明确持否定和批评的立场。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敌意公开化，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向日本宣战，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刚恒毅194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对于国际局势和中日战争未来走向的思考，“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结局将如何？无论结果如何，意大利和德国将仍会在日光下占有一席之地。否则既没有正义也没有和平”。而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命运，他评价说：“日本应承担罪行，以及针对中国的错误进攻。中国拥有令人敬畏的反抗能力。通过退向后方，她可以削弱任何入侵力量。拿破仑军队在俄国的命运或会重演。此外，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我们且等着看结果如何呈现……”（Diaries, p.116）刚恒毅凭借其深刻的观察力，预言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失败结局。
他又于1942年2月16日复述了对日本在中国失败命运的预言：“报纸说，昨天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了。……日本在中国就像一头牛掉进了深而广阔的沼泽地，它不知道如何从中逃脱。攻击中国，人口如此稠密的国家，既是犯罪也是错误。”（Diaries, p.128）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刚恒毅在日记中的观察仅代表其个人立场，与梵蒂冈的外交策略并不一致。梵蒂冈1942年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日本扶植下的汪精卫伪政权，也在打同样的算盘。刚恒毅1943年1月28日记载，意大利驻教廷大使Raffaele Guariglia来问他，是否教廷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认可由日本创立的南京政府。这或许可以给日本合法性上的满足。刚恒毅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但是我可以私下里告知他关于教宗在相似情境中的立场。教廷一般不对在战争中建立的政府予以正式认可。有时与这些政府打交道，也基于有迫切必要性的事实。但是法理上的认可一般要留到和平之后。”意大利大使说：“但是你不认为，教宗会为了传教机会的利益，而采取一种更调和的立场吗？”刚恒毅回答说：“不……教廷经验丰富，一般不会为了取悦一方或另一方，来妥协它完全的不偏不倚。”（Diaries, p.155）二战时，梵蒂冈的外交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呼吁世界和平，一是维护教会利益。刚恒毅认为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下，梵蒂冈不会为了教会利益承认伪政权。
可以想见，刚恒毅也极乐意看到中国与梵蒂冈外交关系的建立，毕竟这也是他任驻华宗座代表时的任务之一。但当时受法国“保教权”的影响和干扰，未能成功。在他于1933年因病回欧洲之前，仍然在外交部长罗文干的陪同下，与彼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面，做着培育外交关系的努力。（“刚总主教觐见林主席”，《安庆教务月刊》1933年第3期，第31页。）
而刚恒毅之前在中梵外交关系上的努力，也在抗日战争期间结出果实。1942年6月9月，蒋廷黻宣布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为驻教廷首任公使。（参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页171）刚恒毅在1943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谢寿康向教宗递呈国书的愉悦心情，“值得注意的是，教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曾受到极大的抵制”，“今天，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博士（Minister Dr. Cheon Kan Sié）向教宗递呈国书，以表达感谢及恭敬之情。这件事自然愉悦我心，因它多少与我1922年至1933年在中国作为宗座代表的工作有关”。（Diaries, pp.158-159）刚恒毅对此感到极为欣喜。
1942抗日战争背景下民国政府与教廷建交
谢寿康
1944年6月的罗马已驻满盟军士兵，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离胜利不远。6月8日，谢寿康与刚恒毅会面时，提及教会的力量和道德之伟大，刚恒毅则认为，“思想的力量”影响深远,孔子的思想和天主教教义一样，有着永恒的价值。（Diaries, p.327）二人似乎讨论了有关战争的话题，谢寿康提到了墨翟（Mei-ti）。刚恒毅则佩服墨子关于战争的论述，并在日记中抄录了“兼爱”“非攻”（Kien-nai-fei-koung）的段落。刚恒毅认为墨子的思想“契合时局，也包含惊人的真理”。（Diaries, pp.327-328）
民国报刊对谢寿康在中梵关系上的评价
刚恒毅在墨子“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警句中，找到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相契合之处。或许这也是他预言日本侵略在中国必然失败的思想根源。目前学界对刚恒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天主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沟通作用。随着其秘密战时日记的面世，人们将更深入地理解他个人，乃至天主教会对世界大战的思考。他对抗日战争的观察，虽仅是他个人的所思所想，但也反映了这位与中国关系深厚的梵蒂冈枢机主教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期待，以及彼时中梵外交的某些侧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