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签协议之前的“期望”与“奢望”
近来，纷纷扬扬的围绕中梵建交签协议的新闻象狂风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在中国教友、神父、主教们中流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向风的，有向火的，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有乐观主义者认为，达成协议是好事，对于中梵双方都有益处，而反对者认为，梵蒂冈违心妥协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大大伤害了中国所谓忠贞教会，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乐观主义者认为，一旦中梵协议达成，中国教会将会是一片光明，前途令人欣喜，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两个教会团体”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中国教会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将捐弃前嫌，共同生活，共同传教，和谐与共，教会广扬的前景将为时不远。
悲观主义者认为，协议一旦达成，大大伤害地下教会的不单是过去的政府，如今更是教会的首脑“出卖”了他们的“忠贞”，忽视了他们对教会教义的值守，对他们将会是无法弥补的伤害。更有甚者，未来中国教会更为严重的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个责任人非教廷莫属。
面对如此咿咿呀呀，真假莫辨的议论和发言，作为天主教教友的一分子，我亦十分关心教会的未来，也时不时地憧憬着教会未来的样子及前面所要走路，究竟是平坦的呢，还是继续跌跌撞撞，在复杂的环境中前行。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教会自1949年以来，从教会生活上根本就没有正常过。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外国传教人员被一一赶出中国大地，中国的教会被迫走向了自己选圣主教的道路，从那时起中国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被割裂。
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就连所谓合法的中国主教、神父作为牛鬼蛇神也被关进了监狱，教会的生活虽不正常，而那时连不正常的教会生活也被终止了。
直到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教会才重新打开已关闭已久的大门，使被关押在劳动教养所的主教神父重新获得自由，尽管他们未曾管理过教会，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自选自圣当上了教区主教，做了本堂神父，在那种有限自由的环境中重新穿上了祭衣而使教友重新过上了相对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尽己所能，建教堂，建神学院，建修女院；没有资金号召教友募捐，向政府要求落实教产，没有教材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回忆，将他们年轻时代在修院所学的教会知识培养年轻的修士、修女。直到现在，那些年老的主教、神父们几乎都已经升了天堂。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用教会的法律来衡量中国教会以及那时卖命为恢复教会而努力的主教、神父，教会的生活都属不正常的范围，因为中国教会与圣座的关系是断绝状态的。包括所谓地下忠贞教会在内，由于这种“断绝”状态的存在，他们的教会生活也不可能是完全正常的。
回到如今中梵建交前协议签署的问题上来，前两任教宗，以及接下来的现任教宗方济各，在他们的任上，都不遗余力地为着恢复中国教会正常的教会生活而努力，而达到此目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如何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使主教任命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得以解决。由于各种原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笃十六世任上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现任教宗方济各凭着他老人家的勇气与担当，在教会根本原则基础上，力求以更灵活的态度与中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前的最重要的协议，我们不能不佩服现今教宗的胆量与智慧。这位阿根廷籍主教，同时也是以文化知识水平为著称的耶稣会士，力排众异，抵力前行，力求通过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使中国天主教会的教会生活正常化，难道不值得我们肯定吗？
悲观人士举出了很多令他们不乐观的理由，包括南方的拆教堂、拆十字架、某位主教、神父莫名的失踪、某地区禁止十八岁以下教友进堂、某教区必须凭身份证进入教堂等等，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梵蒂冈如果忽略这些现实就与中共达成协议，就是对教会权益的忽视，甚至是一种出卖行为。
笔者认为，姑且认为上述政府的非法行为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梵中建交后这样的事情就减少或者不会发生。
一方面，中国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台宗教方面的正规法律，执法者对于教宗法规执行的尺度也参差不齐，加上政府人员执法水平所限，不规范执法现象屡屡发生，违法、违规的宗教管理干部还大有人在，这与中国没有一部正式的宗教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另外，我们的教会人士不妨也查一查我们自己，我们被拆的那些教堂及建筑物，从中国建筑法规的角度衡量一下，我们敢保证百分之百合法合规吗？众所周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即使是在自己院内建房，正常情况下也必须征得政府有关建设管理部门的批复才可以，否则就是违法的，更何况是某些本来对我们教会就耿耿于怀的执法人员呢！这些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另外，我们即然是天主的儿女，是有信仰的天主教友，对于任何问题的谈论甚至结论，还应当回到我们信仰的实质上来。
耶稣曾说过：“你们向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作为徒弟，不能大过你们的师傅。”
我们不妨想一想，耶稣刚出生时就被当时的政府所追杀，使圣母和大圣若瑟不得不远走他乡，那种流离失所的逃难光景，常读圣经的人都历历在目。
耶稣传教过程中，有人为了难为牠，给牠出了纳税的难题。当时耶稣只是利用智慧回答说：“凯撒的归凯萨，天主的归天主”。说明连造成天地的主宰都甘愿屈尊在当权者的脚下，给皇帝纳税。
或许我这个教友懂得的道理少，耶稣在当时的政府面前尚屈尊就卑，受尽当权者的屈辱，现在我们的教会受一些莫名的委屈，难道就不应该吗？我们作为“徒弟”怎么能大过我们的“师傅”呢？
因此作为天主教友的一员，我并不期望中梵建交协议达成后，教会就顺理成章的“自由了”，“顺利了”，“扬眉吐气”了，否则那只是一种奢望。我们还要做好生活在“委屈婉转”状态下传教的精神准备，我们应该继续以“良善心谦”的耶稣为榜样，安心做好牠的“徒弟”，在艰难困苦中为耶稣作证。
更进一步说，我们教会唯有在艰难中才能前行，唯有在苦难中才能挺立，唯有在磨难中才能无往而不胜。我们的教会如果生活在一切顺遂的环境中，那就不是耶稣所建立的那个教会了，耶稣要求他的徒弟们传“福音于天下”，是以血的代价而完成的，到任何时候，我们的圣教会之所以是圣的，是因为他是在血与火的环境中走过来的。
中梵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首先要在选圣主教上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之前需要谈判，人们常说“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只要不违反我们教会根本原则，妥协是正常的，不妥协那只能是“任性”，实际上，耶稣给凯撒纳税就是一种妥协。试想如果耶稣不给凯撒纳税那就不是耶稣的行事方式了。再联想到天主的整个救赎工程，无处不充斥着“妥协”。耶稣作为天主之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所言所行，无不展示着祂“屈辱”的一面。耶稣早就说了：“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祂屈辱、妥协的原因所在。教宗本笃十六世曾说过：“我们的教会除了允许我们服务天主的子民以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特权”。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耶稣的言行，那么理解起现任教宗的初衷来就不难，他老人家就是想让我们多年来教会不正常的局面得以改观，让所有教友不分地下地下，共同走向耶稣。但愿天主圣神继续指引我们中国的教会，按照祂的意愿成就天主的救赎工程于中国大地。
我们中国教会未来道路仍是曲折的、困苦的、艰难的，而我们在天主内却是光明的。作为教友一分子，愿把我们的祈祷奉献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