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代表即将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问题签署协议的传闻，可谓甚嚣尘上。尽管协议不代表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也象征着中梵关系迈出正常化的重要一步。那么，到底昔日教廷与中共政权间关系「恶化」的关键何在？一般说法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双方关系即陷入断绝关系的困局，本文尝试回到历史境景作一回顾及疏理。
建国初期的「中」梵关系（1949-1955）
1949年2月中共「解放」南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Antonio Riberi）并未随国民政府彻离，留映出教廷欲寻求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微妙取态。相反，中共却刻意冷待教廷，毛泽东曾向所有驻华使节发出要求承认中共政权的声明，唯独是黎培里没有收到。[1]中共的立场是要区别宗教与政治问题，认为天主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故要加强反帝爱国的教育，使之变为中国人的宗教事业。[2]周恩来在1951年与天主教人士座谈时，指「中国天主教徒应该在教义教理上服从罗马教宗，却须彻底割断与梵蒂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3]
1950年，中共企图在天主教教会内部推动爱国及革新运动，受到教廷坚决反对。由于天主教会的严密圣统制，有效抗拒政治力量的干预。对此，中共将教廷反革新运动取态视作敌视新中国的行为。中共中央在1951年3月指示：「不禁止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保持纯宗教上的联系，但坚决反对罗马教廷之任何反对人民主主事业和压制破坏中国天主教实行真正自立革新的言论行动。」[4]期间，中共对黎展开舆论攻击，最后于9月以「帝国主义间谍」之名将他驱逐出境。[5]
以「帝国主义间谍」之被逐出境的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网络图片）
中共对天主教的工作，面对最大的阻力来自国籍的神父主教。在1953年初，据统计2,600多名中国神父主教中，只有69名神父、25名代理主教、副主教参加了爱国运动，其中更没有一名正式主教。[6] 1954年，中共全力推展与天主教的斗争工作，但仍不反对中国天主教与教廷维持纯粹宗教上的联系。[7]因此，从1949至1955年间，罗马教廷与中国天主教会间的宗教关系仍未中断，教廷仍在中国任命了18位中国籍主教。[8]
可以说，在中共建国初期，罗马教廷虽反对共产主义，但不排除与中共政权建立关系；而中共在反对天主教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同时，却又愿意维持天主教会与教廷在宗教上的关系。双方的争端，在于中共在反帝爱国名义下，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的革新与改造。
当我们再了解教廷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关系时，当更清楚梵蒂冈在对华政策上的取态。事实上，教廷与台湾方面的关系，一直受到中国大陆形势的牵制。1949年8月，中华民国驻教廷公使吴经熊离职后，教廷为免刺激中共，对中华民国外交部再派公使的决定，一直暂缓执行。[9]正如前述，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最初仍留守南京，寻求与中共间的沟通。及至黎培里被中共驱逐出境，也只是留在香港，而没有立即前赴台湾。直至1952年6月，教廷才表示计划迁驻华公使馆至台北，8月，并将台北升为总主教区，台湾列为中国第21个教省。10月，黎培里抵台，但却表示来台为祝圣台北总主教，而非以公使身份。[10]同时，中华民国派驻教廷的使节，也延至1954年8月才启程履新。原因正是黎培里担心此举会触怒中共，影响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安危。[11]凡此种种取态，在在引起台湾国民政府及在台天主教会的不满。
中共对天主教的全面斗争（1955-1957）
由于受到中国天主教主教及神父的抵制，中共针对天主教的爱国运动一直难以全面展开。相对于基督教早于1951年已在党国支持下成立了爱国组织，[12]天主教方面计划成立的「爱国会」，却一直未能落实。原因在于，中共未能争取到足够数目的神父及主教支持。[13] 1955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宣布将支持爱国运动的南京教区代理主教李维光「绝罚」，成为中共建国后首位被教廷绝罚的神职人员。
在中共眼中，天主教上海教区成为向天主教发动斗争的主要阵地。[14] 1955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破获以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在全国各地逮捕反对革新的神父及教友。[15]中共上海市委指出，此举成功将迫使上海大部分神甫在爱国宣言上签名。[16]此时，中共仍强调「表面上仍不与梵蒂冈公开决裂，这样作在国际活动上于我有利，也更主动」。[17]
上海教区原主教龚品梅被冠以反革命罪名遭拘捕。（网络图片）
随着全国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浪潮进行对天主教的斗争，中共评价天主教内的爱国势力已具条件，于1957年7月15日召开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出席者包括全国100多个教区的241名代表，包括主教（11名）、宗座总理（4名）、代主教、副主教（58名）、神父（84名）、修士及修女（10名）及教徒代表（74名）。[18]会议期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后易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爱国会成为中国天主教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
国务院分管天主教及基督教的秘书长习仲勋在会议上，特别就与梵蒂冈的关系作出讲话，他首先指出，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间，除了宗教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必须「打破梵蒂冈假借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与梵蒂冈彻底割断政治上的一切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教会本身的纯宗教联系」。他总结了四个问题：
（一）解放后梵蒂冈指挥与支持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部分外籍传教士）和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对新中国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号召传教士和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二）梵蒂冈支持蒋介石集团，派代表黎培里在台湾进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
（三）梵蒂冈支持于斌在国外到处活动，集结力量进行破坏新中国的罪恶活动。
（四）干涉与阻挠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从各方面打击爱国神职人员与教徒。
他指出，「有人提出新中国与梵蒂冈建立所谓『邦交』，发生宗教联系，这不是承认两个中国吗？这能说是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友好平等的宗教关系吗？」只有在梵方「改变了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前提外，天主教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19]
自选自圣主教（1958）
会议期间，教廷传信部就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张士琅的问题，与中国天主教出现对立。查上海教区原主教龚品梅被捕后，教区于1956年3月选出张为代理主教，并按教会法典规定，报教廷传信部备案。1957年7月，传信部正式致函上海教区，以教宗名义否决有关安排。结果，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对教廷此举作出「严出抗议」。[20]会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作出决定，指出：
| 报梵蒂冈批准可能加深落后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对梵蒂冈的幻想，有碍于打破梵蒂冈把持操纵中国天主教的斗争。因此，今后天主教选举主教（或代主教）后不应报梵通冈批准，只通知梵蒂冈一下即可，不管梵蒂冈承认或不承认选出来的主教或代主教就可行使主教或代主教的职权，将来这种事逐渐办多了，成为一种力量了，连通知也不必要了，中国天主教可以逐步脱离梵蒂冈的控制而实现独立自主。[21] |
1957年12月，成都教区召开代表会议，选出李熙亭为主教，唐俊及李道揆为副主教。当时亦有呈报教廷，但未有举行祝圣礼。1958年3月，汉口及武昌教区再以「选举」方式选出董光清及袁文华为主教。当时，为两个教区均向传信部拍发电报，祈获教宗许可。但传信部回复委任主教的权力是教宗所有，不能以选举取代，未经教宗许可擅自祝圣主教者，包括主礼祝圣者及接受祝圣者，均受到自动绝罚。4月，武汉及汉口分别举行主教祝圣礼，正式开启了「自选自圣」的先河。[22]
至1958年7月，南京、济南、太原、开封、柄州、昆明等十九个教区先后进行自选主教，部分又进行自圣。对于主教人选，中共指出：
| 只要是教徒群众拥护和本人敢干，而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即可。当选主教的人，如系政治上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和中左分子，当然很好，也应争取这些人当选，如这样的人选一时培养不出来，而不得不选举一些中中分子或者中右分子，也亦不可怕。只要同梵蒂岗斗争的大势已成，独立自主办教会的大局已定，他们就会弄假成真，靠拢前来。如果其中有些人当选主教后变坏了，我们就发动教徒群众揭露他，搞臭他，把他罢免掉，另选别人。这样做，既提高了教徒群众的政治觉悟，又破除了他们对主教的迷信。 |
同时，自选的主教也应向当地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以便于政府对教会的管理。[23]
尽管面对巨大的政治打压甚至被捕，仍有不少神职人员不愿参加爱国会，并且与梵蒂冈维持密切关系。自选自圣主教是中国教会与教廷关系公开破裂的引火线，也成为中国天主教会日后分裂成爱国教会与地下教会的重要历史背景。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主教团的数据，自1958年至2000年间，中国天主教已经自选自圣了179位主教。[24]
小结
回顾历史，可见中共与梵蒂冈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呈现了曲折转变。对中共而言，一直将中梵关系中的宗教与政治问题区别对待，一方面容许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与教廷维持某种联系，另方面却坚决反对梵蒂岗在政治的反共反华立场。具体而言，中共是要在中国天主教内进行反帝爱国的革新运动，成立爱国会，将中国天主教纳入党国宗教管理体制，成为接受党领导的爱国教会。对梵蒂岗而言，虽然公开表达反共立场，却在中共建国后，寻求与新政权的沟通与建立关系。不过，由于教廷对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抵制，导致中共决定以「反革命」之名，对反革新势力展开全面斗争，并成功在1957年成立爱国会，建立党领导中国天主教会的体制。此时中共亦未与教廷公开决裂，因此仍同意自选主教报呈教廷，但由于此举触动了教廷的圣统制底线，最后促成中梵关系的全面决裂。不过，中（共）梵的关系破裂，却促成了台（中华民国）梵关系的巩固。1958年新选出的教宗若廿三世（John XXIII）对中国大陆天主教的情况感到失望，因而强化了对台的外交关系。1959年6月，中华民国驻教廷公使馆，正式升格为大使馆。[25]
中梵就主教任命问题，在一片争议声中，特别是中国宗教自由现况充满忧虑的情况下，已展开了频繁对话及谈判。梵议一旦签署，意味着中梵关系出现进入新的阶段。要准确及全面评价主教命协议的意义，还是需要回到历史，认识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主教的自选自圣问题的产生背景及其涉及的政教张力。
注释：
[1]陈聪铭：《中梵外交史：两岸与教廷关系（1912-1978）》（台北：光启，2016），页225至226。
[2]〈中共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册4（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1958），下称《统战文件》，页1911。
[3]转引自陈聪铭：《中梵外交史》，页243。
[4]〈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中国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关系问题的指示（1951年3月7日），《统战文件》，册4，页1934。
[5]〈社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人民日报》，1951年9月4日。
[6]〈中央关于天主教工作的指示（1953年2月6日）〉，《统战文件》，册4，页1971。
[7]〈陆定一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贴〉，《统战文件》，册4，页1992。
[8]林瑞琪：《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94），页68至69。大部分是1949至1951年任命的，1952及1955年仅各仅一位。
[9]陈聪铭：《中梵外交史》，页228至229。
[10]陈聪铭：《中梵外交史》，页256至259。
[11]陈聪铭：《中梵外交史》，页259至260。
至1954年初，天主教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仍有300人（包括已判刑的17人、在押审讯的60人、即将驱逐的34人，准许留下的23人，余下未处理的166人）。〈关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报告〉，《统战文件》，册4，页1983。
[12] 1951年，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1954年，改组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3]〈中央关于天主教工作的指示（1953年2月6日）〉，页1970。
[14]关于中共对上海教区的斗争，参Paul P. Mariani，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5]〈社论：必须划清敌我界限〉，《解放日报》，1955年9月14日。
[16]〈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两个问题请示报告〉，《统战文件》，册4，页2063。
[17]〈中共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两个问题请示报告」的批示（1956年2月25日）〉，《统战文件》，册4，页2062。
[18]〈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代表教内身份统计〉，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编：《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专辑》（1957），页159。实际出席者237人，4人因病请假。
[19]〈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在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专辑》，页11至12。
[20]〈对罗马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1957年7月27日通过）〉，《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专辑》，页25。
[21]〈中共中央批发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报告（1957年12月10日），《统战文件》，册4，页2086。
[22]林瑞琪：《谁主沉浮》，页79至83。
[23]〈中央转批国务阮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和意见的报告（1958年7月30日）〉，《统战文件》，册4，页2136至2138。
[24]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编：《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教育教材（试用本）》（北京：宗教文化，2002），页172。
[25]陈聪铭：《中梵外交史》，页272至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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