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林枢机：教宗任命上海主教是为了教区益处及对话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7月15日任命了沈斌（若瑟）为中国大陆上海教区主教，将他从江苏省的海门教区调离。关于这项决定及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对话的可能发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了梵蒂冈媒体的采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枢机阁下，圣座公布了教宗任命沈斌为上海主教的决定，而这位主教从海门教区调到上海已经有一段时日。现在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的举措意味著什么？

为解释所发生的事，我认为需要提到此事件的前例和境况。我们还记得，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于2022年10月22日又续约两年。大约一个月后，对于余江的主教彭卫照（若望）就职为江西教区辅理主教的消息，圣座不得不感到意外和遗憾，因为江西教区未获得圣座的承认，而且圣座既未被征询意见，也未被告知。至于上海的情况，圣座被告知由中国当局将海门主教沈斌（若瑟）调任的举措，但又一次没让圣座参与此事。之所以在对该情况公开作出评论之前要先花一些时间，是因为一方面需要仔细评估上海教区的牧灵状况，这是圣座承认的教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主教，另一方面也考虑尊敬的牧者沈斌的调任是否适合。

这两次调任都没有让圣座参与。这种进行方式似乎无视梵蒂冈与中方多年建立的对话与合作精神，这精神在协议中找到了参照点。为了教区的最大益处及主教牧职的履行有成效，圣父教宗方济各还是决定修补在上海造成的这种不合乎教会法规的情况。教宗的用意基本上是牧灵方面的，这将使沈斌主教更从容地工作，从而推动福传及促进教会共融。同时，我们希望在与当局有共识的情况下，他能促成一种公正且明智的解决之道，使教区内长久悬而未决的其它几个问题得到解决，例如两位辅理主教的身份，即至今受阻的马达钦（达陡），以及淡出的邢文之（若瑟）。

在尊重协议的保密性的前提下，您能告诉我们，《临时协议》对有关问题有何规定，或至少预料到类似的情况？

众所周知，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是双方于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有效期两年，之后两次续约，第一次于2020年，第二次于2022年。协议内容是保密的，因为内文尚未最终通过。其内容都是围绕著有关主教的决定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一旦出现似乎新的和意外的情况，我们就要本著诚意和远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重新阅读所写的内容，从那些引领起草协议的原则中受到启迪。因此，我们正透过与中方开诚布公的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交换意见，设法澄清这一点。在相信众人的智慧和善意的同时，我们希望得出积极的结果，有助于继续这个行程，克服一切困难。

您认为主教的单方面调任在中国还会再次发生吗？为什么在中国的主教任命应由双方同意？

首先，我要说的是，主教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并不是教会法规上的异常情况，但这样的措施属于所谓的教会在全世界治理的“有机”范畴，显然在有牧灵上的需要时如此要求，总之是为了人灵的益处。即使在中国，若在主教出缺的教区找不到适合的候选人，在更广的范围寻找是有益的。在这层意义上，圣座不反对在中国的主教调动。如果是未取得共识就予以实行，就会是个问题。我认为，协议的正确实施能避免这样的困境。因此，重要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是，在中国的所有主教任命，包括调任在内，都应依照已商定好的、在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积极保持双方对话的精神。我们必须一起预防不和谐的局面，这种局面甚至在天主教会团体内部制造不和及误解，而协议的良好实施，以及真诚的对话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之一。

还有哪些议题重点在于双方要共同商议，为什么？

许多问题急待处理，因为在中国的教会有许多复杂情况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只提出三个：主教团、中国主教与教宗的沟通，以及福传。首先，圣座渴望看到主教们更加承担起领导在中国教会的责任，为此需要尽早确认一个拥有适合其教会性质和牧灵使命章程的主教团。在此背景下，务必在中国主教与罗马主教之间建立例行的沟通，这对实际有效的共融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知道这一切都属于天主教会的结构和教义，对此中国当局一向表示无意加以干扰。事实上，需要指出的是，过多的猜疑减缓并阻碍福传工作：中国天主教徒，包括那些所称的“地下”信徒应受到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愿做忠诚的公民，而且希望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受到尊重。为使福音传播，以其圆满的恩宠和爱在中国和为了中国结出好果实，为使耶稣基督“在中国人中成为中国人”，需要克服对天主教信仰的不信任，这信仰不应被视为外来宗教，她与那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并非对立。当这一切成为现实时，我们将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坦言我每天都为这个意向祈求上主。

您如何看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未来的对话？

首先我愿说明，如果我接受这次访谈，那是因为天主教徒，不仅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有权适当地获得信息。事实上，我收到许多有关的请求，它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团体和对这议题真诚感兴趣的个人。因此，我祝愿我的话语在这层意义上能提供一些帮助，有助于澄清和消除困难。我意识到在行程中的障碍会削弱信任，抽去正能量。虽然如此，在我看来对话的理由似乎更加有力。实际上，梵蒂冈方面与中方的对话仍是敞开的，我相信这行程在某种方式上是必须走的。

问题难免会有，但对话若在真理和相互尊重中增长，就能为教会和中国社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使对话更加流畅和富有成果，我认为圣座在中国开设一个常设联络处极为有益。请允许我进一步说，我认为这种临在不仅能有利于与民政当局的对话，也能有助于中国教会内部的完全和解，以及她朝向所渴望的正常化道路。

身为天主教会，从福音受到启迪，而非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她对各民族及其人性、精神和物质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所有正直的人有目共睹的。正如本笃十五世教宗在1919年11月30日的《夫至大》牧函中所强调的：“天主的教会是至公的，对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是外来的。”我也愿意强调，天主教会仍有许多可给予中国，中国也有许多可给予天主教会。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签署了一项堪称为历史性的协议，但它需要得到完整及尽可能正确的实施。今天，在这实施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善意、共识与合作，这些使我们得以签署了这具有远见的协议！圣座决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使这行程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