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服从教宗不但无损爱自己的国家，而且能纯正并激发它”。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5月21日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的致词中，提到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这句仍合乎时宜的名言。
帕罗林枢机指出，刚恒毅总主教100多年前就论述了教宗与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阐明“这种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最佳保障”。刚总主教是中国教务会议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而那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
良好信徒和良好公民
帕罗林枢机表示，刚恒毅总主教早在100年前就已表明：“教宗愿意中国天主教徒爱自己的国家并成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他爱所有国家，犹如天主爱所有国家；教宗也爱你们高贵而伟大的中国，不将她放在任何其它国家之后。”
上海教务会议对于今日的重要价值
回顾历史，帕罗林枢机指出，尽管上海教务会议属于“特别会议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它具有更广泛的教会意义”。事实上，“那次的中国会议为许多其它传教国家成为模范，这些国家以中国会议为榜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召开各自的全国会议作了准备”。
帕罗林枢机认为，那次会议“对当今教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教会致力于对同道偕行进行反思”，让天主子民“成为教会生活有责任心的人和主角”。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正如宗座代表刚恒毅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设计是建筑师提供的，但每个人都为这一伟大的建筑添砖加瓦。对我们来说，建筑师就是教宗。工人离开了，但主教座堂还在。”
从“外来传教”到“传教的教会”
刚恒毅总主教的这些思想是在既有积极一面，又呈现不平衡的情况中形成的。帕罗林枢机指出，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乎只有外国神职人员”，而且“一些传教界人士倾向由西方列强建立的保教权，以及由此确定的牧灵方式”。有鉴于此，刚总主教在本笃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启发下，塑造了自己的传教和外交“策略”，决意召开一次在中国教会的教务会议。
帕罗林枢机强调，从刚恒毅的观点来看，将“外来传教”的概念转变为“传教的教会”这一概念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需要“促进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出于这个意念，“他支持在 1926 年为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并以同样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会”。
续签协议和固定性临在
刚恒毅总主教留下的遗产如今仍可看到， 2018年至今，透过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帕罗林枢机在会议间隙说，“我们都关心协议得以续签，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进展”。枢机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他说：“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圣座使馆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会增加且加深我们的接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个本地化的教会
上海教区主教沈斌在发言中保证，将“不断把中国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乎天主圣意，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当今中国社会喜悦的圣而公教会” 。他提出天主教会在中国临在的4点深思，其中的第一点就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即忠于“大公信仰”。
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兴趣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历史上的问题
沈斌主教也提到，“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他们“甚至抱著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样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从而“妨碍了爱的福音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更大传播”。
中国化进程
这位上海主教表示，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天主教会“必须与之相向而行，走一条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他号召中国的神长教友“爱国爱教，把教会的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紧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沈斌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表示“做一个好基督徒不但与做一个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