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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的翻译文本，天主教在线经过研究，可以充分地肯定：这根本不是用意大利文翻译而来的文章，而是出于一位懂中文、能用中文撰写文章且熟悉中国教会事务的汉学家的手笔。因此，原文也不是所谓的Gianni Valente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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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形势未明的中国教会来说，外海人士很多时候各执一词，在有关牧函和安树新主教的问题上尤为凸显。有意思的是，天亚社在同一时间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一篇是一本意大利杂志激烈抨击陈日君枢机的文章，另一篇是陈日君对此文章的回应。
30 Giorni 的文章请参阅这里http://www.30giorni.it/it/sommario.asp 这里不仅有长篇的分析文章，还有迪亚斯部长写给保定教区的公开信的意大利文版本，甚至不惜花费力气将天主教在线与安树新主教的对话录逐字逐句的翻译成意大利文。英文版见这里http://www.30giorni.it/us/sommario.asp
我们将这两篇报道整理如下：
中国：杂志抨击陈枢机擅自诠释教宗牧函
刊登日期: 2010. 02. 05
【天亚社．罗马讯】意大利一本天主教杂志近日指责华人枢机陈日君，自命为教宗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的“诠释者”及“保证人”。
天主教杂志《三十天》（30 Giorni）十二月号一篇长达十页的文章里，其中几个段落批评陈枢机的角色“看来不寻常和自我授意”。
与此同时，该文章又为河北省保定教区安树新助理主教作强烈辩护。这位原属“地下”教会的主教，早前出任政府认可的保定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
有些教会观察家对于文章为大陆主教辩护的同时，又抨击广为人熟悉的陈枢机，感到惊讶。
文章说，教宗二零零七年的牧函对一些“棘手的牧灵问题”已有清楚说明，并指出批评安主教具争议性的决定，是象征对牧函的“广泛抗拒”。
它指出，尽管牧函的《纲要》已回答有关牧函的问题，但是陈枢机仍认为有需要对牧函作出适当的诠释，于去年十一月撰写及出版廿二页的《解读》。
《三十天》说：“这位慈幼会士枢机的举动，将自己视为准确解释教宗文本的保证人，看来不寻常及自我授意。”
杂志又说，自从教宗牧函公布后，有些人曾明示或暗示牧函不够清晰，让人有机会产生互相矛盾的解释。
这已经“到了在一些具体而敏感的问题上，例如处理教会与政权当局的关系，出现对立的选择”。
文章指出：“陈枢机近几个月来把自己塑造成教宗牧函的诠释者和传递者，并已在中国教会事务方面日渐获得应用及认同。”
它说，当地下神父尝试与公开团体的神父共同祈祷及分享教理，有些人包括修会领袖提出反对，声称他们要跟随陈枢机的路线，而不是教宗及罗马的指示。
安主教在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六年间因信仰被拘押十年，获释后公开工作，并于去年七月担任爱国会职务。
《三十天》杂志的社长是曾七度担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
中国：陈日君枢机反驳杂志批评毫无根据
刊登日期: 2010. 02. 05
【天亚社．香港讯】香港教区已退休的陈日君枢机反驳《三十天》（30 Giorni）杂志对他的指控，强调那是“不公平”和“毫无根据”。
该意大利天主教杂志在一篇文章里，批评枢机对教宗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自命诠释者”的角色“看来不寻常和自我授意”。
陈枢机二月四日对天亚社说，文章对他作出很多负面暗示，却完全提不出证据。文章又暗示他曾说教宗的信不够清晰。
七十八岁的枢机强调：“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他表示：“我说过教宗牧函已经很清楚，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错误地诠释它，说地下教会团体现在已没有理由继续在中国存在。”
枢机说，教廷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出版的《纲要》中（脚注第二和第五项），已指出和纠正了这些错误。
他解释，《纲要》既已澄清了牧函的问题，他同年十一月出版《解读》祇是以他的了解去帮助国内的弟兄明白某些问题的细节。
 陈枢机还表示，该杂志不公平地指控他，跟教宗对地下和公开教会团体修和的说法唱反调。
他指出：“我绝对支持修和。不过，因为政府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我担心国内弟兄急于体制上的合并，或会不按照教宗所定的条件去追求合一。”
该杂志又为河北省保定教区原属地下教会的安树新助理主教担任天主教爱国会职务的决定作辩护。
陈枢机回应说：“我个人很尊重安主教。他为信仰受了很多苦。”然而，对于安主教任职爱国会一事，他说：“尊重他并不代表我们要认同他的所有判断。这是两回事。”
枢机续说，安主教被公开教会“看似正常”的生活所误导，但教宗牧函已说明“一个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与天主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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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抨击陈枢机令北京得益
【天亚社．香港讯】国际关系教授梁洁芬修女认为，意大利天主教杂志《三十天》（30 Giorni）对陈日君枢机的批评缺乏建设性；对教会事务的不同意见最好交由教廷内部处理。
耶稣宝血会梁修女在香港大学担任荣誉教授，并就中梵关系发表过多本书籍和学术论文。她近日选写的评论全文，由天亚社翻译如下：
拥有国际读者群的《三十天》杂志对陈日君枢机的批评缺乏建设性，有如在公众地方洗涤肮脏的衣物，自暴其丑。这些事情最好交由教廷中国教会问题研究委员会内部处理。
在“分化而治”的理论下，这次事件正中中共的下怀，使之成为事件中的唯一得益者。
教宗本笃十六世零七年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继续在中国境内外引发大小涟漪，依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看，这是预料之中。
教宗这份重要信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一些涟漪而造成所谓的“混乱”，可以归纳成四个原因。
其一天主教徒在小农社会内保守的思想。
其次是有些人士选择性地诠释牧函内容，以符合自己的既得利益。
其三，是压迫中国天主教会的人在背后煽动。他们乐于看见中国教会出现分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教会缺乏领导班子，例如没有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团，为牧函提出正式而全面的解读。
陈枢机出版的《解读》，可以说他不过是取代了中国主教团本应担当的“解读”工作。
基层天主教徒不准讨论教宗牧函
在这背景下，陈枢机在教宗发表牧函后，随即为牧函内某特定意义和提供指引是适当而必需的。
还有谁能担当这角色？
大陆基层天主教徒不能在堂区讨论牧函，他们的主教亦不能聚集一起研读牧函的细节，以及为落实牧函中的建议而定下策略和指引。
显然，若没有陈枢机的介入，教宗的牧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由宗教官员按中共的利益而非教会的立场作出诠释。
自邓小平上台，中共的宗教政策就是削弱或限制了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影响力。
所以，《三十天》近期批评陈枢机“看来不寻常和自我授意”，是误解了中国的政教关系的实况和陈枢机的用意。
“分化而治”是常用的政治策略，是要减低对手的实力，令掌权者得益的做法。
教会被人为地分化
现时，中国教会的“地下”和“公开”团体被人为地一分为二。
若没有陈枢机的诠释，教宗牧函内建议的合一和共融，便会成为宗教官员强迫地下团体“转正”的藉口，迫使他们归于党国的控制下。
对陈枢机如此高调的批评，会为整个中国教会带来持续而负面影响，可能会破坏两个团体修和的努力，以及延续教会内部的分歧。
中共可能会暗自高兴这样的结果，并乐见中梵谈判的对手因内部分裂而处于下风。
这文章将陈枢机和教廷国务卿泰西修．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枢机不同的意见曝露，祇会扩大教会内的分歧，同时为压迫中国教会的人带来更多攻击的机会和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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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在接连的两天中发布了两篇与此时间相关的新闻，一篇是一位国内自称“地下司铎”的反思，文中称保定教区事件的升级与神父们对安树新主教的排斥不无关系，我们对此结论报以商榷的态度，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文章吧：
2010/02/18 18:20
中国 – 梵蒂冈
地下司铎：我们象安主教和陈枢机一样致力于教会的合一
北京（亚洲新闻）—读过Gianni Valente在《30天》（二OO九年十二月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作为中国大陆司铎，我感到应表达我个人就文章所涉及的两个问题的意见。
我认识保定教区和香港教区；接触过保定教区助理主教安树新（方济各）和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我将两位都视为效仿的榜样。现在，我是中国的本堂司铎、为教会服务，努力将教宗本笃十六世二OO七年的信付诸实施。鉴于目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从而为中国教会做贡献。我愿意接受各种坦诚的意见，因为我爱教会。
与政府的艰难关系
1）我无法相信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会向安主教施压，让其放弃地下状态、与政治当局合作。事实上，圣座让每一位主教在其各自辖区内自由行动；没有强迫中国主教为拒绝爱国会作出英勇的见证。而爱国会公然宣称的目的是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管理教会”。近年来，我看到了多位地下主教试图走出地下状态，例如齐齐哈尔主教魏景仪、凤翔教区主教李镜峰。李主教以其特有的见证和坦诚，得以让自己的地方团体获得合法性。时至今日，魏主教仍在努力从中国政府处获得其主教身份的合法化。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按照教宗信中所作出的指导，让每一位地方主教自由决定。特别是在牧灵使命处于艰难和复杂的局势下，“传统牧灵指导‘不可没有主教Nihil Sine Episcopo’如终是有效的”。
个人经验告诉我，地下团体的合法化绝非易事，尽管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圣座期待这样。为此，国务院竭尽全力但仍遇到了巨大障碍，也是地下教会在与政府关系中所遇到的同样的障碍：事实上，政府试图只让“独立的教会”合法化。可实际上，这是远离我们的教义的。教会怎么能接受此类谈判呢？正如教宗信中重申的，他们“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
教宗信发表后，许多人表示对教会和政府之间关系感到乐观，希望立即看到积极的结果。事实上，胜利并不仅仅在于与政府的民事关系，而在于教宗旨在修复教会合一的明确意图。作为一名地下司铎，我非常渴望能够在中国社会中履行我的职责，在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童年玩伴面前见证天主公教信仰。但我觉得接受地下状态的牺牲就如同耶稣接受了十字架，在耐心、祈祷、宽恕中接受在天大父的意愿。
保定事件
2）由于缺乏通讯，复原安主教事件详细过程是困难的；对保定教区的生活也是没有必要的。继续讨论他出狱的原因或者接受爱国会副主任一职，只能给教区造成进一步的分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中写道：“圣座在重申了原则后，让个别主教来决定，因为主教在听取了其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衡量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从而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圣座重申了安主教的权威，任命他为教区助理主教。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教区团体的合一，司铎们应该将个人的不同意见搁置起来服从。安主教是我们的“大哥”：谁能评断他？就个人而言，我不赞成他出任爱国会副主任的决定，尽管他是出于良好的意愿才这样做的。总之，我不能不谈到一些具体的情况，特别是他本人指出的。安主教表示，他是在读了教宗的信后接受上述职务的。如果他不接受，就会看到任命代替他的人，一名新的不合法主教领导教区。据我所知，安主教曾试图征求他的司铎们的意见，但许多人根本没有回复他。最后，他也就没有必要服从大多数的意见了，而是服从自己的良心。安主教错了吗？可能，但我不觉得应该谴责他。圣伯多禄也犯过错误。谁能否认安主教爱教会？借着圣座的声音，上主将地方教会的牧职交给了他。我认为，保定教区的司铎们对安主教的错误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坚持拒绝接受他的权威、让他成了孤家寡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制造了安主教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保定教区亲爱的兄弟们紧密地围绕在主教身边；一如既往地，特别是象一九九五年那样与主教和谐合作。
陈枢机的帮助
3）感谢圣座和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基督内的兄弟们，尽管仍倍受无神论-政治的威胁，我们维护中国教会与伯多禄共融的努力已获得了成功。这一中国教会的成功，展示了圣座的智慧、验证了圣神在中国天主教徒内的作为。教宗二OO七年的信，是宗座对中国福传充满信心的标志。感谢《纲要》和陈枢机对教宗信的《解读》，中国司铎们可以深化教宗对他们的任务和目标作出的指示。事实上，这封信后，中国的两大团体开始逐渐接近、合作。尽管存在政治障碍，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修复教会的合一。
陈枢机应得到尊重，鉴于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世界，所以他不仅对香港十分重要。他是人权和天主教会合法性的卫士；他就理解教宗信的讲话和“指导”旨在为忠实于教宗的意向做贡献。他的声音和他的工作能够为中国牧灵提供宝贵的服务，因为他教导我们如何在具体情况更加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落实教会的原则。只要不被视为另类的、违反圣座机构的声音；也不能将其视为正式的，好象香港的荣休主教可以发挥中国主教团的补充作用。这也正是某些人试图这样给他冠以的。由此将给中国天主教徒造成混乱、给他们提供一个坏的服务，这诚然绝对不是陈枢机所期望的。
此外，陈枢机既关心地下团体的司铎、也关心官方教会的司铎。一九九九年在比利时，他还鼓励他们共祭，并解释说，“与同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铎共祭是合法的。尽管他们得到民事当局的承认；与国家要的、同教会机构不相干的组织保持关系，只要他们的承认和关系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和教会共融原则”。陈枢机的话与教宗的话是和谐的。
4）所需要的是无论中国大陆内外的基督内全体兄弟的坦诚合作，帮助中国教会修复完全的合一。任何无益的指责不仅不益于教会，还会不自觉地成为中国爱国会的工具。在中国，为了修和，我们应该促进宽恕和殉道的精神，即愿意为天主的意愿以及教会的合一献出生命。我们应该不断更好地学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给我们的对话的方式，直至我们可以共同说“在天的大父……”。
第二篇刊登的是陈日君枢机一篇最新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他对牧函的解读的态度，并再次反击了某些人断章取义的理解牧函的做法。同时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望。
2010/02/19 10:28
陈日君枢机：庚寅虎年的希望
by Card. Joseph Zen Zekiun, sdb
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枢机撰文指出，教宗致函中国天主教徒已经近千日，播下的种子仍然未见到成果。他分析一些障碍发展的因素，并期望中国教会在新的一年，从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继续走向“正常化”。
香港（亚洲新闻） － 许多亚洲国家这几天仍然庆祝农历新年，今年阳历二月十四日是农历年初一（岁次庚寅虎年），适值主日，在国内农历新年称为春节。这节日相当于古罗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太阳神诞生节，把这一天当作春天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不过这节庆后来由耶稣圣诞替代了。
香港今年的农历新年，带来多雾多雨的寒冷天气，但我们知道春天即将来临。教宗在二月十四日颂念三钟经前，向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民族特别致意，祝愿他们保存丰富精神遗产和提升道德价值，那是牢牢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因此，虽不乏悲观的理由，我们唯一正确的生活态度还是希望。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发表的《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通谕（Spe Salvi）谈到“小”的希望，我们每天都有期待、有许多小愿望。但他说，我们也有极“大”的希望：得救和永恒的幸福。在这里我倒想谈谈那我想称之为“中型的”希望：对我们中国教会的希望。
教宗的信函
教宗给我们亲爱的中国教会所写的那份历史性的信函已近一千天（准确的说960天），但由教宗播下的种子仍然难于开花结果。这封信给了一个明确要转变、成长和进步的方向。然而，这个迈进旅程似乎过于缓慢。
教宗再次阐明了关于“教会”的天主教教义。教会是、而且永远是“至一”并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若有其它机构设置在主教之上而领导教会是不正常的。迄今，还没有清晰的迹象见到正常化开始了。我们实在应该问一下，在哪里出了毛病？我不敢以法官自居，但试图找出一些停滞不前的原因。
未能保持平衡
正如我在2007年教宗牧函公布后发表的意见，教宗的信是杰作：他在明确的原则和对人的体谅之间寻得了平衡。我也说过，这平衡很容易被破坏，无论倾斜哪一边都会失去平衡。现在看来，问题出于“明确”不足，“体谅”有余。
同时，看来政府当局还不以为是时候要改变，而教会方面也并不想鼓励我们的兄弟进一步忠于真诚。
有人说，我在教宗信里看到了它缺乏清晰度。事实上我以为教宗的信已经再明确不过了，甚至我不明白怎么有人能误解它，况且那误解者还是一位不愧称为中国教会事务专家。
“修和”无疑是这牧函的一个主题。我衷心期望各方面能敞开心扉，以真诚友爱和兄弟情谊，在“地上”“地下”两个团体之间，就算有诸多局限，促进共同的祈祷、对话并分享牧民经验和计划。至于架构上的统一，并不一定马上能实现，因为还在党的控制下。
有人引述牧函说：“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这样做是断章取义（导致有些人以为那些决定留在“地下”的信徒不正常），因为原文还说：“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旳完整、不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教会切身生活时，牧者和信友们”才选择留在“地下”（是那不正常的干涉，造成了不正常的“地下”状态！）。
同样，也不能说教宗鼓励大家向政府申请认可，因为教宗正提醒了大家要达到这目的他们也不能“作出有违天主教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纵使有人过去曾为信仰作了英勇的见证，现在的行动也全出于诚意，他也不该这样做。尊重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同意他的一切决定。
信函内一些基本论点虽已清晰，仍被误解，此外还有一些教宗说他“在信内无意处理的……问题的每一细节”。本人出于手足之情，愿帮助国内的兄弟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编写了《解读》小册子；本人祇努力从教宗牧函去了解那些问题，绝不以为自己独占真理。
从近来一些言论，有人认为我偏面袒护“地下”团体。真天晓得！其实我算得是最先出来为“地上”教会作了证，向整个教会保证在“地上”教会有无数忠正真诚的兄弟。可是在这时刻我实在以为我们该多点鼓励“地下”的兄弟，又该多点规劝“地上”某些（已被纳入普世共融的）兄弟表现出（合乎身份的）明显行为。本人对所有兄弟都怀有敬佩和体谅之情。
对正常化的期盼
在新的一年内，我们可以希望，国家的领导人承认天主教徒公民有权过正常的信仰生活吗？其实我们不无乐观的理由：非法祝圣的主教请求教宗合法化、被选出的主教候选人请求教宗批准等，均为领导们都接受。为什么不可以按教宗信中所建议，在坦诚谈判后作个总结、定个方案？
至于教会内部，我们教会的子女，在这个新年的期望是我们不要为这正常化制造障碍。让我们大家努力认识并忠诚教宗的牧函。就算有不同观点，也快速解决而不要让某类传媒将之夸大。
以祈祷支持希望
上述说过我对新的一年有一些“中型的”希望，其实这些希望也相当大，要使其成为事实大家要作出大牺牲，付出谦逊和勇敢的代价，更要诚心意识我们（信徒和共产党员）毕竟是同一伟大祖国的儿女！
不过，人的努力并不足够，我们需要天主行个奇迹，需要进教之佑圣母玛利亚能为我们转求，国内外的教友当然要热心祈求。在这四旬期内，让我们省察自己的不足之处，把信心放在受苦的救主身上，深信祂复活的功效能使教会蓬勃起来，使我们的祖国达成新的和谐的秩序，以“精神伦理的价值”为基础，尤其是诚实及尊重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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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依据pdf文件转换而来的文字，我们保留了原有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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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的案例以及教宗的牧函
由Gianni Valente撰写
(30Giorni, December 2009),发表于“三十天”, 2009年 12月
这是方济安树新主教的真实故事：被共产党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被天主教的一些通讯社羞辱，又受到教友们的批判，甚至遭到梵蒂冈的责难。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显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对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6月致中国教会牧函中所提的牧灵建议的普遍 抵触。
保定位于北京之南不到150公里，经由公路或铁路都不难到达。过去一段时间，他 们废除有污染的工业，开始制做风力涡轮发电机、以及从太阳、风和生物产生能源所需要 的东西。这就是政府报导所称颂的再生能源之都，是中国持续发展之路的楷模。但是，对于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而言，保定不像其它地方，而且有着很不同的原因。
河北省内这个目前不到百万居民的城市名称，却因其为敏感、争议事件的核心，常常出现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天主教会编年史里。正是在保定,若瑟范学淹主教自1981年开始秘密祝圣主教，避开由政府宗教政策强加于教会的“爱国会”的干预和控制。范主教的这个举动，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批准，当然也衍生了很大的后果效应，像闪电般地发展出一些“秘密”主教的网络，他们不被政府认可，自命成为那些不愿受共产党控制其信 仰生活的中国神父, 修女和教友团体的领导。
三十年后，保定再度成为争议的核心，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范主教年代所选择的方式；每件事都围绕着一位秘密主教，他决定站出来，接受当局授意的程序，公开履行其牧灵工作。他的决定引发争议的风暴，数月来都在分化该地区的教会团体，甚至波及梵蒂冈。这事让人困惑，而目前有些通讯社以及一些自称专家的人把一些偏颇的和带有个人见解的资料重现到网路上，这就鼓励了那些误导的诠释。但是，仍被西方新闻社的攻击所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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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两份文件，却在所发生事件的具体动力和参与者动机上投注了全光，显示了这起事件 所展开的更大议题的含意和真正的轮廓。
被歪曲被歪曲的故事的故事
长久以来河北省就是教友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自已故若瑟范主教时代起,(1992年4月公安将范主教的遗体交给其家人)，保定一直被视为所谓地下团体的一个据点。最近数月来被卷入风暴核心的年届六十的方济安树新主教，是范主教的神子。他在没有经过 政府登记的所谓地下团体的组织网络履行司铎之职，在1992年成为保定的“秘密”助理 主教。为此，他从1996到2006年入狱十年，以及被严厉监控而与外界隔离。他在三年前 的八月被释放，开始公开地履行牧灵之职。
安主教所做的选择立即引起他教区内地下团体成员的不满和误解。自他从监狱释放，有些神父及教友就已表示不满，继而公开指控他通敌，并且公然拒绝他所行使的主教权力。西方新闻社在网上大肆传布这样的指控，想以此证明安主教已经偏离正道。他与保定政府认可而宗座未认可的“官方”主教苏长山共祭的决定，尤其他接受教区爱国会的职位，而这组织是共产党用来掌控中国教会而成立的混合体系。这一切之外，保定地下的正权主教苏智民，从1996年被公安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安主教最关键的对手也牵连到宗座，谣传罗马传信部给安主教施压，逼使他走出隐匿、与当局合作。
在这类新闻报导和部落格的混乱、偏颇的摩尼教式的记忆里，这个故事就有被归类为失败的单纯案例的危险：一个变节的神职人员，纵容欺压的敌手，又与令人不解、至少天真、糊涂的梵蒂冈官员勾结。但是，这是事情的真相吗？
文件一：地下教会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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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背后动力之最详尽的重建是源自于对安主教之同情 ，这一点几乎是无庸质疑的。
去年11月份安树新主教与反对他的一位司铎进行了一次长谈，该谈话内容也刊登在一个连结地下教会团体的“天主教在线”网站（www.chinacath.org）。内容全文之义大 利文版本也刊载在义大利“30Giorni 三十天”（www.30giorni.it）网站。那一次的谈话，时而带着审问的口气以及强迫性的提问，那种会谈之气氛显示出了安主教耐心的沉积态度。安主教表示早在2000年，他就已察觉到软禁他的政府官员步态之转变。当时“他 们也开始强调必须遵从教宗，否则就没有天主教会。但是教友们是在信仰、纪律和信理方面服从教宗。”但跟安主教说这些话的官员仍然坚持教会结构上的管理有必要在政府行政 的监控下进行，并声明：“我们所谓的行政意思就是官方的行政，不是指你们信仰的内部管理，因为我们无法干涉你们内部的信仰事务。”
但是，在那一次访谈中，安主教解释说那些政府官员并非在他面前示好，来说服他放弃地下教会主教之身份。他表示他更重视的是那些得以摈弃各种陈腐的事件和信息，有助于他观察和判断中国教会之事务。他表示：“我获知教宗已认可很多官方的主教。起初我们都认为他们有问题，但教宗则承认了他们。既然教宗都认为没问题了，我们还能说什么？若我们还坚持强调他们有问题，那就意味着是我们本身有问题。”安主教表示，事实上他跨出第一步来探试另一区域，是要鼓励“非公开”团体的神父们向政府单位登记。当 他决定采取行动时，他是用策略来记录他的找钛K且撇开其它意图的：当他在签署 “主教 许可证”（河北省的神职人员都规定需拥有此证件）的申请表格时，他拒绝在“自选主教”栏位上签名，而且在他所签署的部分加上了一个充分及强有力的注释（“目的是为了避免违反天主教信仰”），他没签署的部分提到的是中国教会之独立自办教会原则。为证明与官方教会合一，政府官员后来要求安主教与保定的官方主教共祭。那一次的共祭，对那些批评安主教的人来说是他丢面子的失败事件的重要证据。根据安主教表示，那一次的共祭完全遵守法典之规范，亦即禁止与不合法主教进行圣事共融：“我与苏长山共祭是由 于他已多次向教廷申请合法化，我同时也知道教廷目前基于保定教区存在着合法的苏志民正权主教以及我本人的关系，而无法这么做。教廷在给予苏长山的回答中禁止他执行主教的职务，但允许他保持神父身份。当然，我是思考过如何避免违反圣事共融的原则才行事的。因此之故，当我们共祭时，我们都没穿主教祭衣，也没戴上主教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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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问者的压力下，安主教也针对其他的异议做出回应。关于苏志民主教的命撸渤姓J他没有该正权主教的消息。但他清楚地回忆：“在1996年初或1995年底，苏志民主教有意从隐匿中走出来，但我当时阻止了他。”安主教解释他早在几个月前接受了本地 爱国会副主席的职位，他保证他只是做出“口头上”的同意，并没有跟“爱国”机构做任 何个人的登记。当提问者问他是否意识到:当他接受一个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团体所授予的职位时，其实他已违反了教会原则，安主教给予了一个毫无粉饰的简单回答：“当一位教区主教负责爱国会时，重点应该是这位主教是否遵照信仰行事。一些被教宗承认的主教同时也任职于爱国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点矛盾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下，它又一点都不矛盾。教宗所承认的是主教，而从未承认爱国会。主教之所以接受爱国会的职务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教区”。这位被指控的主教重申他所实行的只不过是依照其它教区主教几十年来的作法，藉着采取一个简单的举措来支配爱国会的这些机构，以便于有效地缓解它们施加于教会的压力。安主教好几次重申他的意图只是想解决“教区反常的管理现象”。他认为这些失调混乱的原因“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源自我们 自己”，他一心只想帮助“教友 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安主教表示他知道自己在“冒险”行事，但是他也因“遵照教廷建议行事”的印象而受到鼓励。 “我只寻求教廷的指示，并遵照教廷的指导行事：早在1996‘政府承认的公开教会以及“地下”教 会’的教友是不能在一起祈兜模@导致教会内严重的伤害，我曾目睹过去的保定教区曾相信那些自选自圣的主教是该受惩罚的，原因是他们被归为分裂的教会，因此 认为他们所行的圣事都是有问题的。以后，我得知这些主教们当中之百分之 八十都被教宗承认了…。” 无论如何，安主教表示“只要教廷告知他目前所做的是不对的”，他随时准备立刻退出。事实上，教廷在2006年 中给保定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表示 承认那位选择从隐匿中公开的主教为拥有管理保定教区之合法职权者。然而教宗的认可一再地被一部分严厉批评安树新决定的神父们所忽视，甚至有时还采取一些似 是而非的争论。譬如，一度传出罗马发出的信没有密封，或者没有署名，而被认为信件传递无效。当梵蒂冈寄来一封信，把他从助理主教晋升为主教接班人时，安树 新将此信给那些挑战他职权的神父们看，以这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的主教职权。他在答覆质问者时表示那些反对者“无法再提出质疑，只是不接受这个事 实”。对于这些反对他的人来说，安树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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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服从了政府官员以及爱国教会的要求，而不配作主教。他们自从此争吵爆发之后，就 不断地以白底黑字的信函方式向罗马投诉此事。
来自传信部的信件
当争论纷纷四起时，一些新闻机构根据梵蒂冈以及保定的某些匿名人士之消息来源报导了安树新主教是因为在罗马万民福音部的施压下才决定从隐藏中走出来的。在11月3日，梵蒂冈处理中国教会之部门发出一则否认声明。很不寻常地，该声明是直接了当地被“信仰通讯社”(Fides agency)刊登出来。
实际上，教廷并没有对安主教施加任何压力，而是不止一次地，甚至以书面形式，对保定合法权威和安树新本人表示支持的声明。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传信部部长迪亚斯枢机署名，于2008年6月29日寄给保定所有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的一封信。那封信还被公布在网站上www.ccc-cn.org 。目前可以在www.30giorni.it网站找到那封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义大利版本全文信。
在那长篇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内容到处引用了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6月给中国天主教会所写的牧函，邀请中国教会以该牧函作为迈向和好之路的参考点。信中提及保定具体情形的段落是明确的。迪亚斯枢机特别提醒保定整个教区“有幸拥有合法的主教苏志民（尽管他因仍然被拘留而受到限制）以及拥有他的接班人安树新主教”。他写道，大家都应“毫无例外”地，有责任承认两位为合法的保定教区主教，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尤其在目前的情势，两位牧者的使命是非常困难和微妙的。教宗一再在信中提到教会传统“不可没有主教Nihil Sine Episcopo”的指示，始终是有效的（第10号，§9）”。传信部部长向大家保证“教宗本笃十六世和圣座对于安树新主教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所做的一切是有充分了解的”。他指出，人人都知道安主教“在他超过10年牢狱监禁生活中证明了他对基督和教会的忠贞”，而且他所有作为都一贯地“以正直的意图和善念为教会福祉着想”。他断然拒绝所有对于他决定的指控和阻力：“大家都应该知道圣座对这位令人尊敬的主教是完全支持和信任的。因此我们不该对安主教的 忠债a生生怀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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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他的权威，甚至散播对他轻率的判断，而造成信友间的纷扰与麻烦。这样做除了让教会敌人幸灾乐祸外，也是对天主和教会严重缺乏爱的作法”。
这些不容置疑的话使整个故事变得既真实又矛盾：一位与罗马完全共融的合法主教 被他的一些神父拒绝，并被指控为对圣座不够 忠?
“糊涂的教宗”和未被公开的信
在最近与天亚社的访谈中，安主教承认：“我在2006年被释放后，拒绝加入爱国会。但在我读了教宗《牧函》之后，想法有了改变。”对于以上的质疑，安主教对于收到教宗本笃十六世寄给中国教会的牧函这件事，又加上了充分的细节：“当教宗2007年的牧函公开之后，许多（那些反对安主教的）神父曾阻止教友们去研读牧函，因为他们说是教宗糊涂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让人们去读它。他们这样做，本身就已经是个问题了，而当这些神父们知道教区的修女都已在私底下读过牧函，便产生了争论。
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的牧函于2007年6月30日公布，是到目前为止宗座对中国教会所发出的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在其公布之后，有些人曾明示或暗示牧函不够清晰，让人有机会作互相矛盾的解释。在一些具体而敏感的问题上，例如处理教会与政权当局的关系，出现对立的选择。现年七十八岁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在有关牧函问答的《纲要》公布后，有一些人，包含陈枢机自己，表示仍有需要对牧函作出适当的诠释。去年十 一月他撰写及出版了廿二页的《解读》。陈枢机在近几个月来，把自己塑造成教宗牧函的诠释者和传递者，并已在中国教会事务方面日渐获得应用及认同。最近，当某些地下团体的神父尝试与公开团体的神父共同 祈都?lt;/span>分享教理时，有些人包括修会领导提出反对，声称他们要跟随陈枢机的路线，而不是教宗及罗马的指示。
这位慈幼会士枢机的举动，将自己视为准确解释教宗本文的保证人，看起来不寻常及自我授意。事实上，教宗给中国的《牧函》所包含的指示和建议清楚又简单，不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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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让人明了，在一些最棘手的牧灵问题上也是。如此做乃是基于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也遵照天主教的标准，等等。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圣灵降临节所签署的这篇牧函，倡导在圣座与中国主教及有关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一个“公开并相互尊重的对话”，以帮助克服长久以来“影响信仰核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遏止牧灵活动”的种种限制。他并没有命令这些秘密祝圣的主教和团体全部、仓促地从地下公开出来，也不鼓励他们坚持这种选择。教宗指出：“地下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他以明确的、慈父的方式指引方向，没有强加于人。用最大的“耐心”去等待着那些人，慢慢地随着一条长路而行，可能会有必经的迂回曲折。向经历了极大苦痛、或仍在承受当地政治官员们所带来的愚昧或残酷的政治煎熬的那些人，显示友爱与同情。他考虑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阻挡向目标前行，或让目标变得不可及的一切因素。但前面的路，是非常确定的。教宗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愿望:所有仍藏身地下的主教们“被政府当局和教会法律所承认”。
教宗《牧函》重申，至于爱国会和其它受政府控制的机构，它们要求将自己定位成“凌驾于主教之上并且指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与天主教道理所不相容的”。当中所描述的“与天主教道理是不相容的”，并非指的是这类机构本身的存在，而是他们所付诸实行的宗旨“是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牧函》也明确提到，他们的章程内容“与天主教的教义不符”。但是从来没有要求或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立即去除爱国会，以使 其能够“透过修改组织章程逐渐转变，可能成为教会与政府统治者之间的接触点”。
就目前看来，《牧函》提供了天主教团体如何调整和当局之间关系的明确标准。教宗重申，“去和那些与教宗共融的主教神父们共祭，都是合法的。即便他们被政府当局认可，或是与政府所设立的教会之外的机构保持关系，只要这些认可和关系不否认教会信仰以及教会共融的根本原则。”很显然地，对教宗而言，维护信仰和圣事的共融本身，并不反对和不同阶层的政治权力对话，他说“我看不出接受当局的认同，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只要它不意味着否定信仰和教会共融的基本原则。”然而《牧函》也承认，实际上在被认可的过程当中，几乎总是会牵涉到去遵守一些方式或方法，这些就会让教友产生良心的问题。教宗如此说，“我明白，要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去做出正确的抉择，是何等的困难！”以这项建议暂时解决方法，去处理这些具体的偶发事件，可彰显共融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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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称为“共同分担责任”─让教宗《牧函》全面活化了起来。本笃十六世写道：“在重申其原则后，圣座将决定权留给每位主教，他们征询了神父的意见、对于当地情况有更好的了解、能权衡实际的选择，并评估在教区团体内可能产生的后果。教宗也考虑到，最后的决定并非能得到所有神父及教友的同意，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希望仍然可以被接受。“即使带着苦痛，也要保持教区团体和它牧者的合一。”
撒种的时代
总的来说，保定安主教的决定，或多或少试图落实2007年的教宗《牧函》。就如 同所有人所做的努力，也是可以受到质疑的，但却无关背叛或是见风使舵。因此，依它所引发的回应所见，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安主教所挑起的。这个问题，对中国境内和海外的人而言，或许关键在教宗的《牧函》。
教宗本笃十六世《牧函》所建议的标准：在经历了多年的煎熬、冲突、控告和主内弟兄间的丑陋恶行之后，是能及时促使在一个中国天主教会中的和解。它的公布，不用说，已经把摩尼教式的老生常谈和一些顽固的偏见（比方说，很荒谬地说到中国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忠于教宗、一个是忠于统治者的）排除在外。所以，或许是被默许消除和掩盖的机制被启动了，不仅试图用美丽的伪装，让教宗的牧函蒙上一层阴影；或用选择性的诠释去包裹，让这份文件的主轴被蒙蔽，又或喋喋不休地谈论小细节 ，刻意断章取义的引用，以某种欺骗的手法玩双引号的游戏。
如此做的人，往往没有胆量去批评教宗。姑且让我们这样理解:也许是在罗马的某位人士，发出了错误的讯息或建议。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这样的危险:这封牧函撒播在中国教会路途上的宽恕及和好的种子，可能被冲散了，这些种子能及时产生效应，帮助彼此停止争执，治愈裂开的伤口。无巧不成书，近日贝尔托内枢机（Cardinal Tarcisio Bertone）于11月17日，在义大利信仰通讯社(Fides)发表了他在司铎年给中国神父的一封信。再度提倡教友团体之间的和解，以及他们与当局者相互尊重并具建设性的对话，乃为教宗2007年牧函的指导。这位圣座国务卿强调，“就在牧函公布的两年之后，似乎此刻 还未能为伟大的中国传教事业作出一份‘资产负债表’。正如伟大的中国传教士利玛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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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所说的那样，我想我们只能说，这仍然是播种的时代，而非收成的时代。”，这也许是安主教和保定的修女们因着他们的信德，不需要透过解释已经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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