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教区主教，北京不承认的牧人韩志海主教表示：我们不能放弃与教宗的共融。选择主教时也可以考虑政府的意见
Gianni Valente
罗马
中国大陆兰州教区主教韩志海已经晋牧十二年了，但中国政府官员至今都没有正式承认他。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他的教区，韩主教本着牧人和宗徒继承人的期待放眼中国与圣座关系的发展，尽管他仍然没有政府的“证书”。他认为，问题远比某些西方媒体热衷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达方式要丰富得多。韩主教表示，“如果我们是天主教徒，就应该在信仰的光照下看待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教会和中国和解，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两国或者双方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重新接近。个中的含义还有很多”。去年十二月，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本着神学视野看待中国”。
文革时，您还是个孩子。许多神职人员被捕入狱、圣堂关门、您是想怎样成为司铎的？
艰难时代的末期，我认识了裴理伯神父，也就是一九八一年成为兰州主教的裴理伯神父。他们把他关了三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将他放出来。他从未抱怨过曾经遭的罪，而是从那天起开始宣讲福音，足迹踏遍了村庄和乡下。他挨家挨户地做弥撒、和基督徒一起祈祷、安慰他们。看着他，我也产生了成为司铎的愿望。后来，政府允许重建圣堂，于是教友们就自发地重建自己的堂口和堂区。我看到信仰让一切都重新开花结果了。
裴理伯神父后，您自己成为兰州主教，未经政府批准被祝圣为主教。
我早就发现中国“官方”和“地下”主教的分裂毫无意义了。圣座已经将绝大部分按照政府程序选出的主教合法化了，他们与教宗共融。所以，我晋牧后发表了公开信，邀请全体主教战胜痛苦、平静而勇敢地承认自己与教宗共融。如果没有合一，那就是说没有信仰的历程。兄弟的分裂历来是魔鬼造成的。我们没有献身福音的宣讲，却在自己中间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我们的争吵使人们远离了教会。所有人都想：这不是适合我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不喜欢。他们就跑了。
一段时间，曾经质疑“其他人”行的圣事是否有效……。
这样的事还有，但正在减少。现在，每天听到的教宗讲话也对我们起到了帮助的作用。教宗建议我们摆脱恶习，也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总是要攻击或者谴责他人。我们感到教宗也是对我们讲的。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天主教徒中常常发生的。
怎样落实教宗所说的呢？
通过互联网，我们关注和追随教宗的所有活动：从圣女玛尔大之家的讲道到各种讲话、牧灵访问……。所有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用的、照亮了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十分认真地读了对罗马教廷的新年讲话，那十五种病，我们这里也有。还有许多人带有创伤，这种创伤有时还没有痊愈。教宗不断向我们重申天主的仁慈可以治愈创伤，我们因此而得以前进，不再受困于过去所遭受的苦难。他的讲话在召唤着我们、帮助我们向一个更加伟大的现实开放。
在政府的宗教政策面前，天主教徒的分裂仍在继续。如果圣座开始与北京对话，中国的天主教徒会有哪些反映？
绝大部分教友，也就是90%的教友，包括所谓的“地下教会”，也会满意的。教宗方济各已经做出了十分鲜明的接近的表态。我们对教宗所作的一切都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我们知道，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但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
没有相反的立场吗？那些将为达成协议而做出的各种开放的态度都视为是错误的选择或者自杀的人？
也有一些人开始可能会有所不解，但他们是少数。我认为，没有人会拒绝追随教宗。中国人的特征是爱好和谐与合一，而不是对立和冲突。此外，如果我们是天主教徒，就应该在信仰的光照下看待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教会和中国和解，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两国或者双方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重新接近。个中的含义还有很多。
您想提出哪些建议？
这将是来自于上天的，为了教会的益处和世界的益处。如果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就会领会这一切。为此，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和希望地追随伯多禄的继承人走这条道路，尽管还不是一切都清楚了。我们深知问题不会一夜之间彻底消失的。这条道路可能最初从障碍与危险开始。但恰恰为此，我们所处的时刻是具有启示性的、见证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徒的契机，中国教会的公教性。如果我们走其它道路或者有其它想法，那就纯粹是出于人性的算计了，而不是信仰所使，可能会导致派系的观念。
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爱国的”组织、主教任命……。
就第一点而言，我想应该避免过分僵化。应该开始对话，不要想着首先要铲除爱国会以及其它类似组织，迄今为止，政府宗教政策就是以此为依据的。重要的是要自由地讲话，因为如果说出来，才能澄清那些至今使某些程序与教会本性无法调和的方面。
是否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变化来改变这一方面吗？
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总之，从现在起，爱国会与教会的关系就不是都完全一致的。某些地方没有问题。如果对话，政府就可以评估这些情况、 对提出的建议进行对比。然后，如果政府愿意，情况就会改变了。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与爱国会的问题也会缓解或者因为社会的整体演变而彻底消失。事情是在变化的，新情况下，某些工具或者过去的体制是可以超越的。
主教任命？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呢？
不能放弃的一点是与罗马主教的共融。为此，每一位主教的任命都应来自于教宗、不能没有教宗明确且公开的批准。但是，至于选择的标准和过程，显然需要充分考虑方方面面，包括社会方面的以及地方具体情况，所以也就是政府的态度。不能将这一切都单纯地缩减为谁发号施令的比赛：指导性的标准应该是做好主教的意愿、要为造福全体所有人服务。主教因地制宜，要履行他们的牧灵使命。所以为了解决问题，聆听生活在中国的教会的声音总是有用的。
其它教会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呢？
需要从承认在中国已经有基督的教会了开始。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在圣事的滋养下、在宗徒信仰中得到保护。属于这一信仰的组成部分是主教们要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按照耶稣的训导履行他们的牧职。所有在中国之外的人都应该自问：我们怎样根据他们的处境去帮助这些兄弟姐妹前进、成长、不要迷失、不要被自己的错误或者人性的弱点压倒？但我所看到的常常是那些试图从外面发号施令的人，对他人的信仰指手画脚、从外面强加给中国教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二O一O年，您宣布政府也准备正式承认您为兰州主教了。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有承认呢？
我在教区自由行动，带着主教标志主持弥撒圣祭。我想，政府愿意承认我是兰州主教，没有问题。事实上，兰州并没有任命另一位“官方”主教。真相是，是我从那时起避免了要求政府承认。
为什么呢？
近年来，中国境外的部分人士不断对那些试图通过爱国机构组织得到政府正式承认的主教们施压或者批评。他们散布了一种观念就是如果一个人同爱国机构组织有关系就不够勇敢、就是机会主义者、他对教宗的忠诚也就受到质疑。这在人们中造成了混乱，于是我就征求了教区一些司铎的意见。我们一致决定，为了避免问题，目前对我们来说不宜要求政府认可。迄今，政府人员是理解我们的。等待一切澄清之后我们再作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