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七月十日连刊三篇关于宗教的文章，重申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并要求宗教团体“自觉抵制外国宗教包括其同一渊源之宗教的掌控”，此话被观察家视为针对天主教会。
三文的作者都是国内资深的宗教学专家，分别是牟钟鉴、叶小文及卓新平。
卓新平是基督宗教专家，早年在德国神学机构接受教育，现为北京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这次以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成员的身分撰文。
牟钟鉴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他和卓新平于二零零七年曾向胡锦涛及其他政治局成员讲授中国宗教概况。
至于叶小文，他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宗教局原局长。
叶氏的文章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题，指出“片面主张对宗教采取‘放’的态度或采取‘收’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没有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没有正确把握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规律。
他提醒，对宗教信仰“不能用行政力量、用斗争方法去消灭”，但为了巩固政权，“对宗教就要管住、管好”。但他又警告，“至今一些反华势力还利用宗教作为渗透、颠覆、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所以要特别强调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牟钟鉴的文章题为《中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他提出“仁恕中道”在于博爱之谓仁、推己及人之谓恕、无过不及之谓中。他又提出“多元通和”生态，强调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及同归而殊途。
他表示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发挥宗教界的优良传统，包括政主教辅、教不干政，以体现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和法治观。而这样的坚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历史经验的总结；二是因为“仁恕中道”、“多元通和”是东方智慧的体现和榜样。
牟钟鉴并指出，坚持中国化方向要大力推动宗教神学中国化作为根本性任务，不过他也说最艰难的工作，也决定着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他提醒，宗教界认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去中国化”、“逆本土化”的危害性。
至于卓新平在《‘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的积极引导宗教的关键在于‘导’》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化、中国化”。
他提出三点：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群众，使他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二是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来引导广大信教群众，使其形成爱国爱教的责任意识；三是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各自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
他又建议要处理好五种关系：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二是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让宗教脱敏；三是国内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不同宗教应相互尊重、积极对话，而不可唯我独尊、一教独大。四是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自觉抵制外国宗教包括其同一渊源之宗教的掌控”；最后是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
卓新平认同，应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过党和政府也不要越俎代庖，应尊重和发挥宗教团体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帮助宗教团体建立高素质领导班子，“做到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使得这四条用人标准，在关键时起作用。
可惜未从宗教界利益去看
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指出，三篇文章的重点都在于怎样督导宗教团体，认为作者的思想都“极左”，尤其社科院成员卓新平，“未能就着宗教界的利益去看，这是很可惜的事”。
他指出，习近平只是要求宗教中国化，但卓新平“却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混在一起”，使问题更为复杂，加上他提出“自觉抵制外国宗教包括其同一渊源之宗教的掌控”，是“关了教会的后门和封了前路”。
林瑞琪又说，三人在宗教学术界具有代表性，但其文章可能会为宗教界带来负面影响，认为这些“中层政府和人士，无论是政治结构或智囊，都试图蒙混令整个诠释走向对立”。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则认为，这三篇文章纯粹是在会议后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理论作出的发挥和注释，没感到太大的新意，只是“环绕习近平的讲话做功课”。
不过，他指出，习近平的讲话全文还未出来，相信这几位人士能掌握到更多讲话的内容，“从他们的文章反而能帮助我们去了解还未曝光的内容”。
就在被指针对天主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路透社》于七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有关中梵秘密谈判的调查报道，指出对于中梵准备签署协议，双方内部仍有分歧。
该报道指有关协议商讨解决任命和认可中国主教的问题。
据悉，梵蒂冈希望北京承认二十多位早已获教廷任命的主教人选，包括一些由现任教宗方济各任命的人选，而北京则要求梵蒂冈宽免在没有教宗批准之下祝圣的八位非法主教。
有国内评论员指出，这些非法主教就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之下，天主教会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