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部于二月十三日在黄丽松讲堂举办“香港议程”系列之一：“宗教、政治参与及公民抗命”英语论坛，邀得不同宗教代表作为讲者，讨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讲者之一、天主教代表陈日君枢机，论及教廷认同民主价值，亦在某些情况下视公民抗命为合理的。他又认为，“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在今年新春期间发表的贺词反对“极端行为”的部分，明显是指“占领中环”行动，认为这与教区以往声明中的立场有冲突。
在论坛上，陈枢机两次发言时，均特别提及六宗教领袖共同发出的甲午马年新春贺词。他认为当中有些字句似乎是特别针对“占领中环”行动，并作出了负面描述，直言对此感到意外。
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于一月廿八日发表的贺词中提到：“目前社会尤应珍惜民主自由，须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不知善用，行为极端放肆，实非社会前途之福，希望香港安定环境受到珍惜，致力于自强不息，自律自爱，则社会幸甚。”
陈枢机认为，“占领中环”就是当中所指的极端行为。他指在六宗教领袖的小组中，代表天主教的汤汉枢机似乎属于少数，因为这个论述似乎跟教区的立场有所冲突。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是有两位学者及一位基督教牧师去年三月发起，号召至少一万名市民以非暴力方式于今年七月占领香港的金融区，以争取当局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的公民抗命行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去年六月曾公开表示，占领中环“不可能是和平及不犯法的”，而建制派及亲北京媒体也纷纷批评有关行动“极端”，会破坏香港的营商环境。
八十二岁的陈枢机表示，以往身为该六宗教领袖的一份子时，的确会因不同宗教理念而对议题有不同看法，也不是每次也可找到中间的解决方法。他指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同宗教领袖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一些必须的情况下，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而在具争议性的题目面前，他们则要容许自由。
他指当自己在六宗教领袖会议的小组里时，作出决定时必须得到所有宗教领袖同意，若任何一方不同意也不可以。他认为在贺词中，小组应避免提及这样具争议性的内容。
在发言时，陈枢机列举多份教廷文件，指出教廷对教会应如何看社会有清晰指引。他又指，教廷认为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它容许人们参与政治。他表示其实在教廷的文件中，“民主”一词并非常常出现，却常常提及“参与”一词。
他指出，为了让社会保持安定有序，人民需要政权，可是掌权者若做得不好，人们应该有权监察他们和替换他们。他亦指掌权者一定要为人民共同的好处而努力，如果祇是偏向某些权势，这个政权就失效了。而天主教会在这些时候，有责任批判政府。除了发声，他们也可以作出一些行动来回应。
陈枢机又说，“占领中环”行动为极端的方法，是为了刺激政府聆听香港市民水深火热的情况。他说教廷的文件中清楚指出，当政权不能如人民期望般实践时，某程度的公民抗命是合理、情有可原的。
谈及“占中”，陈日君认为其就像罢工行动一样，可能一时之间会对社会的平安、发展有损害，可是面对政府施政的失效，长此下去，社会将逐渐失去其传统价值。人们若关心自己的城市，也应愿意付上代价去进行这行动。
这次的论坛，其他讲者包括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关启文博士、法住文化书院副教授李锦招博士、九龙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总教长阿萨德（Mufti Muhammad Arshad）。
关启文认为，在基督教教导中，服从掌权者并非绝对，《圣经》中亦有抗命的例子；若公众普遍认为法律中有不公义的地方，可选择进行公民抗命，又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可能已经算是温和。他又举出了潘霍华及马丁路德金的例子，指出历史上也有基督徒因其信念而作出抗命，又指不少公民抗命者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信仰使他们更有力量站出来抗争。
李锦招则讲述佛教与儒家的看法，指出两者均不同意激进地与政府对抗，且强调和谐，也要尽量避免暴力。阿萨德教长则指，伊斯兰教强调信徒的最高服从对象是真主，他认为香港作为一个民主城市，应照顾所有人的需要，包容不同意见。
【完】来源：《时代论坛》，天亚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