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编按：五月卅一日是弥维礼（Wilhelm Müller）神父的生日，在罗马读书的华人神父、修士和修女，自发地为这位来自德国萨尔州的圣言会士庆祝八十大寿（按中国传统），因为他是中国教会的恩人，默默无闻地为中国教会做了很多贡献。弥神父在生日前夕，以中文接受天亚社采访。本社愿借此访问，让华人教会了解他，同时邀请大家为他祈祷。
天亚社：你是如何与中国教会结缘的？已经多少年呢？
弥维礼神父：我基本上是从小就同中国结了缘。一九四七年，我加入圣言会小修院，修院中有一幅圣母像（全世界孩子们的圣母，圣像下边也画有好多各国的孩子，其中也有中国小孩），在二月八日的圣母瞻礼，需要表演与圣母相关的话剧，就选我扮演中国孩子的角色。
由于中国的时局，我修会的三百多位传教士都返回德国，部分在修院任教。他们常常会在授课时提到中国，他们并不是自愿地离开，都愿意再回中国，都很爱中国。当时修院院长、会长，还有后来的总会长，都在中国工作过。老家邻村的会士做过临沂教区的主教。
我原本去近东服务，后来总会长却分配我到日本学习汉语。一九三五年，修会在北京辅仁大学成立《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以英、法和德语出版，旨在研究中国各方面的古代文化，包括宗教在内。其目标不是传教，而是让外国知道中国，准备外国人的心灵，与中国对话。后来该杂志社搬到日本，六三年搬到美国洛杉矶大学内）。从一九六二年，我就属于这个机构，开始在波恩和慕尼黑学习中文，三年后我到台湾学习中文，直到六七年，第二年又去美国加州继续汉学研究，于一九七六年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有关密宗佛学。在此期间，也教中文，同时作研究。
所以说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一直（与中国）存在学术关系，在台湾和美国时，和华人学生都有来往，大都是台湾人，为他们牧灵。
我在八五年第一次去北京，跟辅仁大学的校友会接触。当时王光美做会长，我和她比较熟。八七年，我受邀到北京工作，与孙志文神父搬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佛学研究，同时间在大学教拉丁文，还有给辅仁大学校友会的夜大教英语，给一间中学教德语。
从九二年底，我在德国学校教宗教课，帮助他们学习法语和普通话（汉语）。
而我九七年到了罗马后，直到今天，在传信部（万民福音部）工作，负责跟中国教会的来往，在传信部的秘书处，每天都会去传信公学院，二零零二年便搬到传信公学院居住。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当时的传信部长塞佩枢机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若望保禄二世亚洲文化中心”，并出任院长。每年都有五十个中国和越南神父住在该院，是独立的团体。
同样是在九七年，我们邀请中国人来罗马学习，得到了传信部的大力支持。每年有十到十五位，直到现在，大概有一百五十到两百位学生，包括修女们，希望这对中国教会是一个帮助。
你能忆述与中国教会相关的有趣和遗憾的事件吗？
第一次到北京是一九八五年，主日去南堂（主教座堂），看到有很多人望弥撒，我很高兴，但弥撒完了，有人催促快走，怕麻烦，也很遗憾。
我八七年搬到北京，去北堂望弥撒，能和教友说话很高兴，后来有教友问我说：“圣言会也是爱国会吗？”提到了分裂。（原来只是听说过）。其实大家都爱教宗，都有好意，可是没能合一，我们在外边也不能怎么说。教会在中国的存在，是快乐的事情，分裂是很遗憾的事。
在中国教会内，你对谁印象最深刻？
很不好说，没有跟神父、教友们有特别的关系。最有印象的是老百姓（教友们），特别是在艰难时期后还能保存信仰。我遇到过受苦的神父，一位九十五岁的老神父，是圣言会士。他在监狱里廿一年，后来在讲授宗教课，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苦难，却愿意借此苦难帮助中国教会和社会长大，不批评过去的事情。我也遇到一位老主教，三十年在监狱，原是传信公学院的学生。
这些年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又有什么是自己未达成的目标？
我不知道。看到中国教会慢慢发展，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神父，希望最后能升天堂，要是天主能让我在中国升天堂，我会更高兴。
你对中国教会的后辈有什么劝言？
希望他们努力学习，认识教会的道理和生活上的传统，希望他们是神学家和牧灵家，希望他们回国。他们如果只是学习，而不发展和天主的关系，他们能给中国带什么？
希望他们在罗马读书期间，发展与天主的关系，以天主为中心。没有这中心，其它没有意义。
希望中国教会的学生，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要了解。不知道的话，怎么能成为中国式的传教士？学习哲学，社会学等，做一个合一、发展和对中国人有帮助有意义的人。
不要变成外国人，对中国要具有爱心的态度，帮助中国教会发展，不做政治家，希望他们回国传教，出去传教，要有传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