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学者论及国内基督徒人数迅速增长，有的认为浙江省“三改一拆”运动对教会的打压，正反映这个发展趋势，也有的指称，急增的成因是基督宗教能够消解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六个学术单位合办第九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基督教”为题，于六月十二至十三日进行了十数场分组讨论，逾四十位中外学者出席。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教授在会上发表《‘三改一拆’前后的温州教会》，指出这场运动使当地政教关系转趋紧张，对各级三自教会造成伤害，使浙江省教会严重分化。
她以三江教会为例，教堂被拆后，信徒对自己本堂教会失望，流失到别的教派去，而且教会领袖在事件中失去了威信，做成了教会的分裂。
段琦向天亚社指出，浙江省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打压，她观察到基督徒增长至一定数目时，当局便会压抑他们的发展。
她也观察到“三改一拆”运动改变了当地信徒，“由对成功神学的鼓吹，转向危机意识的增强，对苦难神学的提倡”，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些事的发生”。她又说：“信徒维权意识、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在经历了‘三改一拆’运动之后有了明显的增强”。
有与会学者表示，打压亦有可能针对共产党员信教问题，藉以重申共产主义思想。他认为，基督宗教在当地传播得“很快、很热、很多，一些干部也信教了”。
对于中国基督徒人口急增，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亦在研讨会的主题讲座中，重申他对此议题的见解。
这位社会学教授认为，中国基督徒数目到了二零三零年时，将有机会占全国人口百份之三十左右，而如果一个地区的基督徒人口达到这个比例时，就有机会出现教徒领导人，故此当局必然会正视这趋势，以免一教独大的情况下，出现政改合一的局面。
杨凤岗又以罗马帝国为例，在公元二百五十年，当时基督徒仅占人口百份之一点九，但五十年后，已经超越百份之十，再过半个世纪，已达到百份之五十六了。
他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三一三年颁布《米兰诏书》皈依基督宗教，是因为见到基督徒增长迅速已成大势所趋。他相信历史正重复地在中国上演。
杨教授又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移民迁徙、家庭结构、全球化等社会因素有助基督徒数目增长。他以家庭结构为例，在一孩政策之下，基督徒团契能够为大部分家庭的独生子女提供群体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研究员袁浩在其简报当中，也提及近日贵州四名农村留守儿童自杀的惨剧，指出城市化对移民工家庭造成的影响。
不过，他认为，虽然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村的家庭教会迁移到城市，使村里的教徒及教会的数目下降，然而他认为这是种“流动”而非“流失”。
被问到基督宗教在城市化过程可如何协助解决社会问题，袁浩对天亚社说，目前在城市基督徒会组织义工队到农村服务，做一些慈善工作，给予教育和照顾儿童等，“从理性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福传，相信更多人会接纳和信奉基督宗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