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主教徒的遭遇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至今已有50年，但有关这敏感时期的文件和报告不是被毁就是保密在中国的档案中。要为文革中的所有事件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要阐明在这时期内的宗教信徒的遭遇，则更是难上加难。

        我与中国天主教徒连系时，经常鼓励他们，趁着那些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证人们还活着的时候，收集在这段中国近代历史时期中受苦的人们的回忆。最近我再一次邀请几位中国的朋友，为这主题搜集资料。本文将报导他们的发现，并加入一些已经出版的、来自一些在文革的悲剧中活过来的天主教友的见证。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仍未算是天主教徒在那个年代里的遭遇的完整图画。

政治环境

        文革的主要目的，在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中已列明出来，这份《通知》展开了针对文化产物和文学作品的攻击，但实际上它是一场政治争斗的开端，而敌人就是毛泽东认定并称为“牛鬼蛇神”的人。这词语是用来丑化所有反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观点的人，例如政治敌人、知识份子、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宗教信徒。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红卫兵就展开了横跨全国的大整肃，拘捕和迫害所有他们认为属于上述类别的人。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11日，简称《十六条》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称这场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或一场“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为创造一个“新文化和新人”。此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8月18日，在毛主席的祝福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齐集在天安门广场，为这场运动带来极大的推进和鼓舞。结果红卫兵立刻开始利用这个口号，去攻击任何他们想攻击的个人和组织，宗教建筑物、物件和信徒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那个年代的标帜，就是有系统地迫害宗教，以及激进地消除所有宗教标记。

对基督信仰的迫害

        由于缺乏公开的文件纪录，就连最近期的中国基督教史书也只能以几段简短的文字，去综合文革时期的历史。沙百里(Jean-Pierre Charbonnier)写道：
 

    文化大革命针对基督徒，因为他们常被怀疑进行反革命活动。所有教堂都被关闭、破坏或转为货仓、监狱、工作室或储物室。所有主教、神父和修会会士，不论他们是否爱国，都被拘捕、侮辱、送到劳改营或监狱里。很多人都由于受到很差的对待而痛苦地死去。基督徒家庭由于那令人憎厌的互相告密制度，而被破坏或陷入沉默之中。宗教书籍被烧毁，虽然有些经书被埋藏或封藏在墙里而得以保存下来。(注1)

        James T. Myers 虽提供了更多资料，但他也只是概括地综合了情况：
 

    红卫兵对那些在1966年8月后仍在运作的教会残余份子行动迅速，教堂受到攻击，它们的宗教标记被拆除。他们试图移除任何宗教的识别，石造的十字架、雕像和其他教堂外部的建筑特色，都被凿掉或炸毁。几乎所有教堂都被抢掠和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改建成货仓、工作室或类似的东西。(注2)

基督徒——“人民的敌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国的天主教徒被认定性为“人民的敌人”而成为攻击的对象。很多平信徒和所有主教、神父、修女及修士，连仍然能够公开地运作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都被迫集合在一起、受到批斗、捱打、游街示众、送往劳改营或监狱。当时的口号是“将宗教连根拔起”。

        就连平信徒也成为目标，他们被赶离家园，然后他们的家园就被搜掠、打劫和破坏。这里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何姓家庭，描述他们的经历：
 

    1966年9月，约在毛泽东放手让红卫兵大干后的一个月，33岁的若瑟和他的家庭遭到红卫兵用斧头劈开他们的门。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超过60个被惹怒的青年，在家中搜寻珠宝和金钱等贵重物品，然后破坏屋中所有代表道德四旧的东西。全部6位由24岁至35岁不等的何姓兄弟，连同他们58岁的母亲玛利亚都被捕了。若瑟的60岁父亲领洗时也取名若瑟，早在1954年已经因天主教信仰而被捕，并被送到江苏省的大丰监狱农场一直留至1978年。一个月后若瑟的妈妈和兄弟们被释放了，但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家被查封了；他们只能挤在一个两房的单位内。(注3)

        一位住在河北省衡水教区深州的李姓天主教平信徒，描述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姑母和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的巨大痛苦。红卫兵在1967年12月1日监禁了他的父亲，父亲在1973年3月死在监狱里。

        安阳教区现年80岁的李修女，在文革刚开始时进了初学院，因此她被送回家去。但她保持着圣召，并在邓小平开展的“门户开放”政策后发了永愿。她和当年在堂区做传道员的父亲及现在同是修女的姊妹，一起受批斗和放弃信仰的压力，他们在村里和城镇里被挂牌示众数天之久，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虱子，外国人的走狗”。这指控也被悬在村子和教堂的墙上。他们的教堂和家园都被洗劫，所有宗教的服饰和物品都被搜出和烧掉。

殉道者和信仰的真正宣讯者

　　以下事件由当时是河北省保定地区一所学校里的学生所目睹：

        1966年8月或9月文革开始后不久，一队来自保定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冲进市中心裕华街圣伯多禄圣保禄主教座堂。他们收集了所有服饰、宗教物品和书籍，放在教堂正门前烧掉。他们把所有神父和修女带到教堂前面，辱骂他们，并用锋利的木棒击打他们。刘道宁神父被痛打时大声喊叫说：“我们是爱国的！”即他是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但那红卫兵中的暴力流氓继续打他，并嘲讽他说：“那么，我就打你这个爱国的人！”刘神父在几次叫喊之后昏倒了，红卫兵把他抛在焚烧宗教物品和书籍的火堆上。另一位被杀的受害者是保定圣若瑟修会的张二姑修女，红卫兵命令她践踏一个圣母像，但她拒绝了，于是红卫兵就用棍把她打死了。

        一位住在河南省北部的72岁老农夫苏先生忆述1966年8月16日下午，从市镇中学来的红卫兵去到天主教堂，破坏了祭台和所有神圣雕像和圣像。他们却不能冒犯圣体，因为幸好神父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把圣体全部领受了。他们把所有服饰和神圣的用具拿到圣堂外面，并放火烧毁它们。他们威迫神父们和修女们非常靠近火堆跪着受烤。一名年老而行动困难的神父，两腿被烧伤，他回家数天后去世了。另外一位比较年轻和强壮的神父，被迫穿着神圣的衣装，与修女们一起游街示众。一个好教友被迫在游行队伍的前方，敲着锣鼓步操。那是炎热的8月份，他们因一些好心人给喝了一点水才活过来。但后来红卫兵却打死了其中一个帮助他们的年轻人。

        1966年6月，早在1962年7月接受自选自圣的郗民援主教，因参与反革命活动和与外国有叛国的关系等罪名而被拘捕和收监，他后来死在监狱里。

        在开封，王芡修女自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受到攻击和迫害，因她没有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在文革期间，她被红卫兵绑起来和带走。根据当地人的纪录，她是被活埋而死的。

        一个天主教徒作证说，献县主教赵振声 (1894-1968)刚好在保定主教府内。他已经是头发斑白的老人，但一个红卫兵把他捉住，并用棍打他，然后把他带到距离地面数米的阳台，一面咒骂和讥笑他，一面把他抛下去，他们重复了这个行动好几次。主教没有当场死去，却在1968年10月15日，在他自己的教区献县的监牢里去世。

        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注4)清楚阐述文革中天主教徒所受的暴行。有一次他造访北京，正在欣赏北堂的雄伟前门时，他注意到一个园丁正在仔细留意一棵树旁边的一点，就像他正身处一个神圣的地方似的。于是园丁就告诉他一个令人激愤的故事：1966年夏季，一个红卫兵就在那地方攻击一个年老的神父，强迫神父跪下，他的手臂被扭到头上；在这痛苦的姿势中，他被耻笑和命令要放弃他的天主教信仰。当他拒绝了时，红卫兵就恐吓他，最后把他活埋在园丁所在的那个地方。

        在太原，在其中一个“将宗教连根拔起”的聚会中，王世伟神父鼓励天主教友保持忠诚。因此之故，他被红卫兵拘捕和收监。（编按：王神父照片见今期第68页。）

        安东尼·克拉克引述王神父传记的作者称，他被关进的监狱普遍被称为‘死亡的监狱’，脚和手都被锁链束缚着，使他无法直着身子站起来，另一条锁链把他的身体连在头上的横梁，使他无法躺下睡觉。他就以这个姿势被关在监房里数个月之久。王神父坚拒放弃天主教信仰，1969年1月，以违抗政府和坚拒‘思想改造’的罪名被判死刑。1970年2月15日，王神父在监房里被打，然后被带到一个公众台上，在那里被枪决。

        同一位作者也描述了贵州省胡大国神父的“受难史”；胡神父是一个年轻和很有承担的神父，文革之后他成为了主教；当时，三百个红卫兵拘捕了胡神父，用绳绑着他，在他头上放了一个白色的高纸帽，然后把他带到群众面前，让他受凌辱。他被批斗而且身体受到虐待。群众要求他放弃信仰，而当他拒绝了之后，他就被判监二十年。在监狱里，胡神父不能在实践任何信仰的行为。就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拒绝背教的中国神父，胡神父要忍受四项“再教育”。首先，他要上马克斯思想的课堂；其次，政府介绍一位漂亮的女士，并要神父和她结婚；第三，政府给他一份党内的高薪厚职；最后，他被施以身体上的酷刑。胡神父保持坚定的信仰，他保持贞洁司祭的身份，并忍受了酷刑，这些酷刑使他身体残废而无法直立。万县教区段荫明主教（编者按：照片见本刊今期第72页）于1949年获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主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信仰受了极大的迫害。红卫兵冲进他的主教座堂，拆毁了一个圣母像，放了一把斧头在他手中，并命令主教砍下圣像的头。他拒绝了，并大声说：“你可以砍了我的头颅，但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信仰。”他被虐待、监禁和送到劳改营里直至1979年。

在劳改营里的天主教徒受到的对待

        “文革”所带来的影响在劳改营里更为强烈。那些被监禁着的宗教信徒，特别是天主教徒，意味着经验挣扎、暴力、杀人的连锁反应，这些都使人陷入完全的混乱和绝望中。当地干部因着狂热思想，每天选一个不同的“批斗”对象。在“群众大会”或“批斗大会”时，干部用武力把人拉到台上，让他们在那里忍受群众连珠发炮般的指控，当然他们也受到干部的辱骂和虐打。

        天主教徒在文革期间遭受痛苦经验的回忆录，有些已经出版成书，这些著作包括广州总教区耶稣会士邓以明总主教的自传《天意莫测》(1987)、描写耶稣会士朱树德神父的《沉默的证人》(1987)、广州总教区谭天德神父的《我的自传》(1995)、香港教区黄勇牧神父的“自传回忆录”、描写梅县教区李昶神父的《春雨》(1990)、龚品梅枢机的外甥女、何王小玲（译音）及廖守基等人的有关书籍。

        邓总主教在《天意莫测》中记载：“文革时期，更是许许多多从外地来的干部向我了解情况，有远至黑龙江来的。都是关于别省教区的事，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区，以及已离开中国的主教的事。但是干部向我查问的有关人，往往是我都不认识的。有许多干部从远处专程来找我，初时很客气，以为我会有很多资料供给他们。最后使他们失望便恼羞成怒。”（页74）黄勇牧神父忆述：“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我们犯人每天七次捧‘红宝书’列队在毛泽东像前请罪，三呼万岁。”（见《自传回忆录》）

教堂和宗教建筑的破坏 　

        《宁波市天主教会物业之历史》报告书记载着，文革开始后，住在药行街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都被送到七塔禅寺，与僧人同住。当时所有教会活动都停了，所有历史纪录、书籍和圣物都被破坏了。所有教堂物业都被充公，江北教堂最初被改建成幼稚园，后被改成工厂作军事用途。邻近主教府的房子全被占用和破坏，被分配给人民作公共房屋。

        在厦门，一个曾经当过红卫兵的证人承认：当“破四旧队”到了一个名叫鼓浪屿的小岛，去亵渎基督徒的坟墓时，他假扮病了，并远离那里。后来到那地方看看，在其中一个坟场，那里埋葬的主要是外国人，墓碑上的十字架全被折断，墓碑上的刻字或是被水泥涂去，或是被颜料涂得模糊不清。附近的一个小园子被破坏了。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搜查了上海的所有教堂，破坏十字架和圣像，并焚烧所有宗教书籍。8月29日，红卫兵洗劫和破坏广州的主教座堂，并扣留神父修女。

驱逐最后一批外国修女

        在文革期间最为外国人熟知的天主教会悲剧，发生于1966年8月24日，一群疯狂的红卫兵冲进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修女所办的北京圣心天主教学校，挥舞着刀、棍棒、斧头、锤子和皮鞭，大喊粗言秽语。对那里的8个外国和约70个中国修女拳打脚踢。一个年老的修女被皮鞭划破她的脸，鞭打的力度使她的眼睛几乎掉了出来。几天之后，外国修女被宣判为“反革命分子”，中国的修女则被判监禁20年。那些外国修女随即被驱逐出中国，她们要乘40小时火车往广州，再用三小时火车程到罗湖边境。火车于8月30日下午2时到达广州时沙利文修女（Sr. Molly O'Sullivan）病重垂危。当火车靠近罗湖桥时，沙利文修女已经神智不清，几乎立刻昏倒在地上。在香港的边境，一辆救伤车把沙利文修女送到圣德肋撒医院，她于翌日早上6时45分，在圣德肋撒医院回归天乡，获得永恒的赏报。至于圣心学校的中国修女，我们对她们所知不多，她们可能在监狱里销声匿迹。

结论

        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坏的时期是在首三年内，但它却维持了足足十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而四人帮倒台为止。这一整个时期被公认为“十年浩劫”。

        当文革时期过去，即19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股反映出这个政治运动如何使人受伤受害的“伤痕文学”。可是，来自前红卫兵的自白仍是十分罕见，只有很少数的前红卫兵成员现身，为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犯的罪行道歉，而这少数人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负面个人经验。但是，在中国，并非所有人都对这样的坦白感到欣喜，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也希望忘记这件事情。宗教迫害的事件是造成更大恐惧的理由。很多天主教的受害者都认为，十年文革是中国天主教会内最严重的迫害和殉道的时期。可惜的是，这些天主教徒经历的、官方所做的暴行，直到现在仍是不便公开透露的“高度敏感资料”，就连一些在那时候有亲朋戚友成为受害者的天主教徒，也仍不太愿意讲论这些事情。为甚么呢？一位来自陕西的神父忧伤地承认：
 

    真诚的说，当我被问及这个重大苦难的时期，我不能表达我的感受，因为以教会现在的处境，这痛苦的情况根本从未终止，仍然持续着。或者现在那对我们的慈母教会的信仰真理所作的威胁，比前几个世代的人所受的，更为深远和微妙。今天我们一定要祈求主坚强我们，并赐予我们勇气，去为我们对耶稣的信仰作证。

(编者按：相关注释见本刊今期第93-106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