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国天主教会深受创伤，有几宗事件特别印象深刻，当中尤以太原的处决事件叫人心酸。对此太原的痛事，历史学家谈论不多。值此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的时刻，希望读者能对此事有所了解。
至今仍是悬案的“太原主教死刑”
文革中期的1970年，山西省的粮食问题出现危机，太原市的人民游行宣泄不满，遭到政府的镇压。不知道教会怎样会被牵涉入这次暴乱之中，但当地政府在事件后立即将问题算到多位天主教领袖头上，他们包括太原教区由政府安排自选自圣的李德华主教；但同时又牵涉到早在1955年判刑的山西省汾阳教区雷震霞主教及太原教区第一代权人郝鼐神父。当然，三人的悲剧在文革中期发生，但他们的苦难考验却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开始。三人的简历如下：
雷震霞主教，圣名西满，汾阳市后贺家庄人，1915年生，幼年时入读汾阳小修院；1939年1月15日晋铎，其后在北京司铎书院深造，1949年6月9日获教宗任命为汾阳教区主教，1951年在上海由黎培理总主教(Archbishop Celso Riberi)祝圣晋牧。1955年起被捕，未经审讯而被判处12年监禁，刑期后改为20年。
郝鼐代权主教，圣名若翰，1914年5月30日生于太原市，1936年12月31日在太原由当时的凤朝瑞主教（Agapitus A. Fiorentini）祝圣为司铎，1948年在太原主教府出任教区副主教，1951年9月，原任李路嘉主教（Msgr. Dominicus L. Capozi）被捕后，郝鼐副主教以第一代权人出任代理主教，1955年9月26日被当地政府拘捕。
李德华主教，圣名保禄，1910年12月5日生于太原市， 1935年2月3日在太原凤朝瑞主教手中获祝圣晋铎。1946年在太原总堂出任副本堂，1949年以后协助郝鼐副主教工作，1955年9月26日郝鼐代权主教被捕后，李德华接任代理主教，1961年接受政府安排的自选自圣活动，成为太原市的自选自圣主教。
由于雷震霞主教与郝鼐代权主教早于1955年起被囚，文革期间的群众批斗事件反而不曾波及他们；倒是一直与政府妥协的李德华，竟于1966年9月被拘捕而变成了重要的批斗对象。在一帧当地教友收藏了数十年的珍贵照片（见今期第68页）可以看出，李德华主教站在一众受批者的中间，多位山西省的神父分站两旁，各自从颈项垂挂了罪名牌，李德华的罪名是“西洋货 卖国贼”。以李德华手无寸铁而言，何来有“卖国”的可能。但在文革红卫兵风潮狂飙的年代，这样横加罪名却是见怪不怪的事。就连负责宗教工作的共产党统战部高层如“统战教父”李维汉也受到迫害，无权无势的神职人员受尽红卫兵的折磨，就更不会感到意外。
据笔者于1990年代初访问山西省所得，三人当时同被判枪决。1970年2月26日，雷主教及郝鼐神父首先被枪毙。至于李德华主教的死亡，目前能确实所知的，仅限于1970年在山西省太原市被判死刑，同年执行。（林瑞琪，1999，页70；KKP 1991-11-22, p.16）但实际上的死亡情况，却在不同人有不同的版本。大同教区一位已故神父的记忆是，“雷震霞，1970年2月26日逝世；郝鼐，1970年2月26日逝世；李德华，太原自选自圣主教，1970年3月16日逝世。”
然而，一位在圣母圣心会成长的老修女对事件在日记中的记载，却与其他人不同，她更提及郝鼐代权主教的兄长也在事件中被杀，她在日记中写道，
郝鼐枪被（琪按：应为“决”字），他哥亦然，李德华明天枪被，夜间赫（应为“吓”）死了，但次日两三个人把死尸扶起又打了三四枪在死人身上。
据香港教区李毓明神父的研究所得，事情复杂得多。他的记述却是，
李德华主教，1970年春，死于狱中后，于同年3月16日，被文革中的军管会宣判死刑，张贴布告，执行枪决，关于李德华之死，后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复查认定结果是：‘李德华已死在狱中，又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上布告的做法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作为教训，应以为戒。’李德华（案件），就此结束。(李毓明，2006，页44)
也许李神父的描述，最能辟释各种不同说法出现的原因，亦整合了整件悲剧的来龙去脉。究竟当时何以三位神长会牵涉入太原暴动的事件内，到现在一直是哑谜。汾阳当地的一些教友回忆说，按当时地方政府当局的通告，雷震霞主教的罪名为：
（一）同国外敌对势力来往，接受反人民的任务。
（二）在监狱里组织反动组织定名为‘中国宗教政党’并定有纲领，自任主席。
（三）企图暴动炸狱，出狱后抢劫银行、粮站等，并说从他身上查出反动信件。
这些罪名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子虚乌有的。是否当地政府随便找一些代罪羔羊来搪塞自己的责任，当地政府实在有责任将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文革期间以至于整个50至80年代，虽然有许多神职人员死于狱中，但涉及三位神职人员被正式处决的例子，却十分罕见。
风雨中的艰难决定
在文革期间陷于绝望境地的神职人员，许多都放弃了他们的司铎圣愿，在自愿或受教唆的情况下结了婚。文革后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有许多人都叹息“文革期间我们根本完全绝望，完全不相信教会将有复兴的一天。”文革中涉及神职人员的婚姻，少不了令人伤感的一面，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教区（当时称绥远总教区）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49年任命的的王学明总主教的个案，最是错纵复杂，令人唏嘘。
王学明总主教，1910年10月4日生于内蒙古达拉特旗小淖村，1935年7月28日晋铎，1951年由穆清海主教 (Archbishop Ludovicus Morel, CICM) 祝圣晋牧，1955至57年被监禁，1966至1970年服劳动役，1980年重掌呼和浩特教区（原绥远教区），同年被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团长。1997年2月10日病逝，享年87岁。(《谁主沉浮》，页74)
王学明总主教的说话是，1951年比利时人撤退，（他就获）委任做主教。山西省大同教区的姚正一神父的记忆是，“当时有40多位神父在绥远，穆清海选了他（王学明）。”
据王学明总主教自己的回忆，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955至57年，“与外国人有关”，当时是“整风”，也曾当了内蒙政协10年。1966至1980年间“离堂”10年，4年在城内劳动。文革时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坐监6个月（只一个人，由负责人坐监）。之后是在呼市，近似训练班的，比监狱生活自由一点，也发工资。
据同一教区的李英神父说，“在文革开始时，王主教与当地及邻近教区数十位神父均被囚在一起，不断受到鞭打及苦役。直到一天，王主教答应政府的要求与一位修女‘结婚’，所有神父才免受困苦。”
对于王学明总主教当时受了甚么折磨，以至他自己是真结婚抑或假结婚，在中国华北及塞外的教会人士当中，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已故太原总教区张信总主教及当地一位神父对王学明主教的印象较为负面，他们向笔者说：“王学明的太太为其他神父及修女撮合，排斥不结婚的神父。（王学明）文革年已结婚，1963年已有听说，王学明一开始就参加爱国会。有些神父结了婚又离婚再结。”
不结婚神父受到排斥的问题，当时也有其他人提及，但张信总主教提到，“王神父（即王希贤神父）及郭神父（即郭正基神父）未有结婚，但不愿出来（公开工作）。”幸好历史的结果是，王希贤神父于1997年获教宗任命为呼和浩特总教区的总主教；郭正基神父更早于1990年成为陕埧教区主教，两位教长简历如下：
王希贤总主教，1926年生，1953年由王学明主教祝圣晋铎，1958至1979年因政府的“反右运动”被捕坐监，劳动种水稻；平反后回到呼和浩特总堂工作，主要在呼和浩特修院任教，1997年获任命为呼和浩特总教区总主教，2005年5月25日逝世。
郭正基主教，1914年生，1941年晋铎，1946年到北京辅仁大学深造，同班同学有后来的台湾台南教区成世光主教；1950年毕业到堂区工作，1958年在河北省唐山市坐监，1978年回到内蒙陕埧三盛公乡，1980年得到政府平反；1990年获任命为陕埧教区主教，2004年5月3日逝世。
郭主教特别提到，“这里（陕埧）管教友的神父都是坐过监的，但不坐监的则结了婚，教友不要。”对于王学明总主教结婚一事，他却持谅解的态度，“王主教假的结婚，受压力之下，文革中教友不敢收留，神父也不敢收留，因此值得原谅。”郭主教以一句说话作为他对王学明总主教的结论：“总说把教会保存下来。”可堪细嚼。
山西省大同教区的姚正一神父的看法是，“王学明是真的还是假的结婚，谁也不知道。文革时受压力。教友看法不好。”
1990年笔者有幸访问当时已84岁高龄的吉瑞芝修女，她本人是汉族，但老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她年青时在圣母圣心会接受培育。
吉瑞芝修女从1954年至文革期间，一直在集宁教区，她于1990年向笔者说，“集宁教区成家（琪按：即指“结婚”）的神父都不是正式成家，（他们）受苦及功劳比我们还多。”
吉瑞芝修女与王学明主教的姊姊在圣母圣心会的修院是同班同学。吉修女说：“1979年平反后，王主教首祭时宣布：‘我做错了，立了坏榜样。但我结婚的事情，只有上主及我知道。’”
据吉修女表示，该位与王主教“结婚”的修女，年龄比王主教小二十多岁，但却于1987年在呼和浩特市的教区修女院病逝。
温州教区在困难中的复兴
但在种种困难当中，文革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会，也不乏积极上进的事例，浙江省温州教区就是其中一个典范。以下根据一份温州教区多位神父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总结当时的情况所写的《温州教区简史》，可以整理出温州教区在文革中的一点实况。
1948年教廷文件下达，正式批准成立温州教区（当时称“永嘉教区”），任命苏希达为副主教，掌管温州教务，但在温州正权主教未产生前，暂由宁波主教戴安德（Msgr. Andreas J. Defebvre）兼管温州教区，处理一些必须主教权力解决的事务。
1953年6月，戴安德主教被捕并驱逐，他在温州教区的主教权力（神品权除外）即归于接班人苏希达；1954年，苏希达教区长从政府多次找他谈话中预感到自己不久将失去自由，遂召集温州神父，当众宣布王益骏神父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陈熙止神父为第二接班人。1955年9月10日，苏教区长被捕，王益骏神父即接任教区长，但他因坚贞不屈，上任仅18天即同陈熙止神父一齐被捕。
王、陈二公被捕后，1960年方志刚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到上海接受非法祝圣主教。1961年当地政府宣布对教会进行严格限制的“十三条”，张贴于温州教区总堂大门，教会从此消沉下去。
1966年文革开始，方志刚公开结婚。1966年下半年“破四旧”，温州总堂的一切圣像、圣器、经书被焚毁或变卖，圣堂改为工厂，一切宗教活动停止。
1969年，汪鸣臬神父及林隆起神父被判处徒刑15年，陈熙止神父被判处徒刑20年，温州教区陷入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
1970年，王益骏教区长从劳改场回到苍南县张家庄的老家，戴上反革命帽子，受当地政府管制，但他不顾自身的安全，立即担负起教区长重任，四出活动，为教友举行圣祭，施行圣事，召开教区会议，带动其他神父及广大教友群众投入传教救灵工作，开办要理学习班，培训青少年过宗教生活，印刷经书，创作圣物，使温州教务逐步复苏。
1976年“四人帮”垮台，温州教区教务快速发展，青少年、妇女、老年道理学习班，宣讲员学习班，领洗、坚振学习班，圣歌学习班等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王教区长又到处巡视教务，施行坚振，发起圣母年，圣伤年，圣家年等年度敬礼，提高教友素质，鼓舞教友敬主热情，使大批新教友领洗进教，冷淡背教亡羊悔改重新归栈，1980年他又以教区长权力，推荐王忠法、陈乃良二位修士前往陕西凤翔教区由周维道主教祝圣为神父，充实神职力量。
读过了上述《温州教区简史》的报导，才明白苏希达及王益骏两代教区长对温州教区的生存以至复兴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温州教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教友人数节节上升，而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早已跃增超过十万人，位于中国众多教区的前头位置，这与两任教区长的努力关系至深。
笔者有幸于1990年代初期，到访苍南县龙港镇，与王益骏教区长详谈半天，也参观了大部份堂区及教区的发展，对王益骏教区长的简朴、务实、睿智而虔敬，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艰难时期能不畏劳苦而致力耕耘，应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榜样。
结论
对于全中国来说，文革是天翻地覆的破坏，它的出现不但将整个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互相斗争及杀戮的绝境，但同时亦窒息了危在旦夕的天主教会。文革过后，温州地方政府当局依然利用方志刚来打压王益骏副主教，王副主教也在2004年1月16日息劳归主；太原地方当局依然闭口不谈1970年的冤案；但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人物所作的努力，却是我们所不能遗忘的。更重要的是，天主教会走过了这死荫的幽谷之后，圣神又赐下蓬勃的活力，让整个教会在短时期内迅速萌芽复生。
参考书目及出处：
- 李毓明等（编），2006，《百周年特刊：天主教山西省太原市主教座堂》。
- 林瑞琪，1999，《谁主沉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 一群温州神父，1992，《温州教区简史》，自资油印出版。
- 林瑞琪于1990年代初期在山西、内蒙古及浙江等地访问的一系列天主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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