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部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朋友：
由天主教江西教区、河北信德文化学会、上海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所、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共同举办的“利玛窦与南昌：天主教本地化暨中国化研讨会”今天终于开幕了，政、学、教三届的领导、学者和教会同仁欢聚一堂，共议天主教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之道，同谋教会的中国化蓝图，意义十分重要。我相信，研讨会的举办，不但能推动江西天主教对中国化道路的探索，亦将对中国天主教徒走中国化道路有积极作用。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对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对为本次研讨会作出辛勤努力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1583年，利玛窦凭着回应天主召叫的勇气，在罗明坚的带领下，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土地。作为一名初来咋到的耶稣会传教士，他看不清前路的模样，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从今以后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许诺生活在中国直至老死。利玛窦以他大半生在中国的经历证明，属于他的真正国度是天主召叫他前往的那个地方。
12年后，1595年，利玛窦往前迈了一大步，到了南昌这座被他描述为“中国最美丽和尊贵城市之一”。这时，利玛窦不但在穿着上俨然是中国的“读书人”，在谈吐言行上更不亚于一流的中国士大夫。同年，《交友论》出版，一时争相传阅。南昌乃人文荟萃之地，用利玛窦本人的话说就是“人杰地灵，许多在中国各地当官的重要人物都出自这里”。在南昌，利玛窦不但向人介绍西方的人文科学，使人了解西方的理性精神，并在建安王的帮助下印行《舆地全图》，让国人大开眼界，更运用儒家的思想，表明基督信仰符合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南昌，由于利玛窦学识过人，又有优雅的仪态，吸引了诸多仕人学者，他们都以得与利玛窦交谈结识为荣。至此，利玛窦虽相貌与国人异样，却在众人的眼里，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文人。他通晓《四书》《五经》，能讲流利的国语，还上通天文下懂地理。
三年后，利玛窦离开南昌，往北京去，开始新的福传旅程。今天在利玛窦离开南昌约420年后，我们汇聚于此，沿着利玛窦等福传先躯在南昌走过的足迹，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宗徒”的伟大事业，不忘利玛窦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初心，共同探讨一条适应中国当今社会文化的教会发展道路，其意义不言而喻。如何从利玛窦当初的出发点再出发，如何在四百年后再看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如何联系中国天主教在今天中国的实际，践行习近平主席有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精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每位研究者面前的任务。沿着利玛窦路线再出发，我觉得有些关键方面需要我们去反思。
首先，利玛窦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据《利玛窦札记》记载，初入中国的利玛窦确实从内心欣赏中国的政治制度，他觉得由文人治国的制理机制非常接近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要比欧洲的政治制度优越。利玛窦所到之处，他尊重地方官员的权威，喜欢与他们结交谈心，致使很多官员最后竟成了他的知己。利玛窦的这种做法不但使他赢得了诸如南昌建安王这样的王候，更争取到了像徐光启这样的朝廷重臣。利玛窦常常对当政者说，他来中国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祈福，为皇帝祈祷。利玛窦这样做，在当时和后来的传教士中，并没有争议，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偏离了自己的福传使命。在利玛窦看来，首先让统治者接触和认识教会宣讲的真理，取得当政者的理解和支持，是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福传路径的必须步骤。虽然说教会不应也不能利用任何政治势力来传播福音，不管这势力是西方外来的，还是中国本土的，但这并不等于福传不应面对传入国的国情和政情。相反，一种凭靠福音力量本身的福传更得深入这种国情和政情。在这点上，利玛窦在南昌的福传做法，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得要的启示。
其次，利玛窦有很高的文化自觉性。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并非是宗教，而是文化或者说人文教化。在考查中国人的各种方式时，利玛窦更喜欢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而不是像在“礼仪之争”中有的修会传教士那样，对所有的事情都倾向于用宗教的视角看。到南昌后，他首先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著书立说，依据中国的文化经典对天主教的信仰进行新的表述。他在札记中甚至写到，在南昌这个文人发达的地方，传教士不宜一上来就建设教堂那样的礼拜建筑，而应以书院的形式来开设学堂。教堂作为祈祷和举行圣事的场所当然重要，但强调教会的文化性格，突出教会的人文面相，把教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密切结合起来，达到以文传教、以文兴教的目的，却是天主教信仰面对文化中国的深刻洞察与创新，也是利玛窦作为一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的担当。假若利玛窦当初在南昌的想法和做法为后继者所沿习和实行，那么，天主教今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份量和位置可想而知，或可与佛教或道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天主教的中国化，不但是建设一些具有中国文化无元素的教堂，创造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圣乐艺术，而且更是扩大天主教信仰的中国文化含量，增强天主教对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性，通过寻找宗教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来推进和加深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第三，利玛窦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利玛窦吸引国人的不仅仅有他的文章学问，更有他的高尚情怀和道德修养。还在韶州时，利玛窦往地遭遇盗贼，当官府重判这个被捉拿归案的犯人时，利玛窦却为他说情，求官员免除对他的处罚，利玛窦的这种行为令当时的国人大为不解。在南昌，当南昌人知道利玛窦不会撒谎，也从来不想撒谎时，也十分的诧异。为此，利玛窦在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信中说，教会信仰的基础就是让人相信传道者的话，如果人们知道传教士不会撒谎，那么，他们就更容易相信他们宣传的教会道理。教会的道理果然是救世利人，劝人成圣，但如果宣讲者和信奉者的心灵不首先是圣洁的，不首先是高尚的，人们自然要怀疑宣讲者宣扬的内容。中国历来称为“礼仪之邦”，道德君子之地，教会的宣讲及宣讲者自然负有成就这一伟大传统，使之发扬光大的任务。况且，教会因着自身的信仰，更当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怀，为社会大众作“盐”作“光”。如今，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有中国人的传统德性，也有人类社会的普遍道义诉求，更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新气象，中国天主教难道不应不断地回到利玛窦的福传探索，回归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吗？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走中国化的宗教发展道路，将是这一时期摆在中国天主教面前的重大课题。利玛窦在中国的福传经验、他在南昌留下的福传足迹，将成为我们教会向前发展的宝贵资源。我们今天汇聚在这座拥有光荣传统的城市，探讨中国天主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问题，特别分享当今中国教会在福传、礼仪、牧灵方面的本地化思考。我相信，这将是一场非常有意义和富于成果的会议。现在新的一届“一会一团”正通过各种途径密切与地方教会的关系，以更广泛地凝聚和焕发整个中国天主教的活力。我认为，有关天主教中国化的课题，不但要汇聚教会内方方面面、各个层次的智慧和力量，也要借鉴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见解。此外，天主教的中国化道路，这不单是一理论的题，更是一实践的问题。但愿本次研讨会所出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应用到当前牧灵福传的实际工作中，以推动天主教中国化的进程。
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