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相比于西方民主社会，这现象在中国有一个极端鲜明的特色，就是“官富民贫”，而且重点是政府官员富，而不祇是富豪富！
对于官富民贫的成因，很多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制度腐败。不错，以“剩余价值理论”和没收私有产权为开始，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掌控公共财产所有权及支配权的独裁官僚体系。执政当局垄断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职能机构，使之失去对统治阶层应有的监督职能，反而成为独裁意志的体现，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制度必定意味着腐败！
不过，国内的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来自单一的制度体系，而是自周朝开始的家长制宗法轴心社会理念。家长制一直使中国帝王处于“绝对君主”的地位，与欧洲“王在议会中、王在法律下”的议会君主制完全不同。宗法社会“依照血缘区分亲疏”的观念消灭了终极关怀，且极具排他性，不可能产生奠基于普世价值的道德与良知启蒙，当今中国那种宁可自我伤害也不肯宽容的爱国主义，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系列根源使得中华传统本身具有孕育帝王将相、垄断财富与权力的独裁政治土壤。我们祇要回溯历史，便能揭示当今中国“官富民贫”的策略渊源！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自被许多人冠以“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的邓小平！为达至目的，他抛出“黑猫白猫”理论，意即：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可以获得最大利益就是可取的。这句话制造了社会问题，因为其潜在意思是结果为手段开脱，即：“不管黑道白道，鼓励乱世奸雄和既得利益”！
所谓“改革开放”祇是邓氏为避免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坍塌而导致一九五六年的“波匈民主运动”在中国上演，遂不得已向资本主义作出妥协，因此可以说邓氏的改革其实是一种虚伪。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官富民贫策略，对应于传统有秦朝的“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这是指国民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完全由政府支配，结合“黑猫白猫”理论，就是经济策略两步走。
对于在市场竞争的企业，执政当局依靠放任一部分人以各种手段富起来，再依靠难以实际贯彻的高昂税收制度迫使他们交出财产，而对于以非法手段致富者则实施秋后算帐的策略迫使其成为经济犯罪者，以法律没收其财产，这样执政当局便“合法的”占有他人的非法所得！对于资源垄断的企业，则采取官商勾结，计划内是国家定价低价收购，计划外是以市场经济秩序高价卖出，以价格双轨制谋取巨额暴利，来装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鱼饵。
“黑猫白猫”理论通过鼓励民众对利益和权力的欲望，首先瓦解民众在道德和公正中建立自我及社会价值的可能，而这欲望的结果就是来自国家机器的惩治，进而使民众在绝望中和缺乏安全感中，沦为不满与妥协融合的矛盾体，即犬儒者。
犬儒正是今天多数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体现，他们在独裁政治的压迫下饱尝辛酸，对于自身处境抱有难以释怀的不满，但是却不相信有什么办法可改变他们所不信任的国家，对独裁统治采取了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拒绝参与政治，却又因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遁入内闭，进而在“世界既是大荒谬，我亦惟以玩笑对待之”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中，在叔本华的“不要相信一切美好的鬼话”中趋于道德沦丧。
纵观中华春秋至今改朝换代唯靠黑暗奸雄，有的祇是成王败寇、鸠占鹊巢，以权利博弈来诠释社会伦理价值，亦以自己的阴谋论看待世界，多数国人从来没有超越世俗、捍卫道德与良知的稳固价值体系，因此“官富民贫”的绝对君主独裁体制稳固无忧沿袭两千余年至今！
犬儒的根源影射于秦朝的“民弱国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理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宗法社会传统的特色恰恰相反，就是通过独裁政治控制财产来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
共产主义者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两方之间权利与责任的协调问题所引发的贫富差距及通货膨胀现象，并利用穷人仇富心理，致力于毁灭私有财产，主张个人财产应成为公共财产，并由国家或地方行政团体来管理。受蛊惑的民众以为祇要把财产从私人手里移转给代表公众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可分得相等的一份。
然而事实上，没收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绝不可能成为公正的化身，而是独裁政治的皇帝新衣，共产主义不但未解决工业革命后的社会问题，反而走向比资本家相互制约的议会制社会结构更加黑暗的极权统治，因为其本质是将政府当局视为独一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人，请认真面对自己的历史！姜子牙在“王者之国，使民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当中早已警告后世。然而，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以位居国际第一位的外汇储备，以及第一百廿七位的人均收入，以超过菲律宾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数值，越高则差距越大）自动站队到“无道之国”当中。
庄子曰：“帝道运而无所积（积滞），故天下归”，当今中国八成财富积滞于官员的现象，结合九成官员家属和八成富豪申请移民的事实说明：中国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早已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
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所需要的不是制度和技巧，也绝非财富本身，而是以基督信仰为向导的普世价值，以重塑主体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从古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苏东剧变，一个个鲜活的事实已印证基督信仰对于人性的修复！
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祇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因此以基督信仰来修复社会道德的使命必然地交给了生活在中国的基督徒。祇有根植于基督内普世和永恒的视野，才能为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事业提供稳固持续的信念，使人们对于自由和良知的渴望不至于沦为功利和偶然意见的牺牲品。
笔者坚持认为：国家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国家主权完整，也不取决于统治者在国际关系中的能力，而是民众的人权和自由！
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它是可以错误的，允许民众监督的，它祇是社会体制中的一个管理方式而不是向导，因为民主社会不来自选举策略，也不来自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原则，乃是基督信仰文明下的悔罪、遏制欲望的价值系统衍生！正如布希总统那句名谚：“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而是实现了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共产主义的荒谬在于它企图凌驾于人性尊严与自由之上，成为自以为可以诠释民众道德和尊严的宗教性构想，且不容怀疑，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借着鼓吹民族传统来以“民族道义的化身”自居，宣扬沙文主义，极力阻挡真理之光的基督信仰，进而排斥根植于基督信仰内的普世价值启蒙，为其自我绝对和独裁权利铺平道路，正如列宁那句狂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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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焕影炽风，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