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96岁高龄的上海主教金鲁贤祝圣马达钦神父为教区的辅理主教。之前马神父在他的堂区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牧人，人们都喜欢听他的讲道。他在光启社的工作也很出色。马神父是上海出生，这一点很重要。他甚至和上海的地下教会团体也有联系。这一切都使他成为“桥梁、纽带”的理想人选，而这正是每一位主教的职责所在。促进合一是今日中国教会的最大挑战。马神父被教宗和中国政府同时任命。然而，形势却将马神父的晋牧变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他自己，金老主教、甚至连上海教区，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的无神主义政府干涉了祝圣礼仪的举行，他们要求一位非法主教（未被教宗任命）参与祝圣礼。这违背了教会法，而这种干涉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多次。根据教会法，非法主教的参与并不能使祝圣本身无效，却可以使祝圣非法并应受惩罚。而政府根本就不在乎教会的法律。二三十年前，每当政府强迫非法主教参与主教的祝圣时，教会团体都感到非常地气愤。主教们感到无可奈何，但他们还是承受了这些干预。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们经历了共产党的疯狂反击。于是，主教们尽量安排至少有一位参与祝圣礼的主教是合法的，那时我记得有一个主教祝圣礼就是这样进行的。其中一个襄理是合法主教，而主礼和另外一个襄理均为非法。教廷在几个月后声明新主教为合法，因为有一位参与祝圣的主教是合法的。这就是我们老主教们应对此类事件的方式。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保证基督信徒团体能够像以往一样的举祭、祈祷，主教们选择了保持沉默。但是在主教们的内心，他们知道团结教会团体的是对主耶稣和天父的信仰，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主耶稣所祈祷的团结（参若望福音17章）。我们都知道，在信仰内中国的所有基督徒都团结在一起，也包括那些被政府强制参加晋牧礼的主教们。我们中国的天主教友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共产党，而产生了内部分裂，但是我们心中的信仰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基督内合而为一，无神政权的强力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可是，老主教们的这种承担与智慧被那些准备、策划马主教祝圣礼仪的人给遗忘了。他们使那位参礼的非法主教没有机会给候任主教覆手。这一点我理解，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遵守教会法典。但是他们为什么阻止他领圣体？从前老主教相较之下“顾念教会的益处，而对非法主教的参礼保持沉默”，他们现在的做法会比老主教的更好吗？一个信仰内的弟兄“因为他的非法处境”，就被拒绝领受圣体。难道他在信仰内与我们的团结（即忠实于耶稣的教诲）不比任何外加的非法处境（即法律）更高、更优先吗？是福音（即天主的话）得胜了呢？还是我们应该让法律胜过福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信仰，他在信仰内与我们的一致，这信仰要高于外加给他的非法处境，这种非法的处境也并非出于他的意愿。基督徒有权利领受圣事，拒绝他人领受圣事是一项严重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让法律凌驾于福音之上。
避免非法主教覆手和领圣体，给人一种“战胜了共产党”的感觉。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因为拒绝他人领圣体在教会团体内部造成了更多的分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教会陷入了敌对者设好的陷阱里，因为他们正是要教会内部分裂，互相争斗。让我们看一看自七月七日以来，在网络上那无休止的争吵和斗争，似乎我们从共产党那里学会了斗争。一味地过度强调教会法给教会造成了更多的分裂。而且，拒绝他人领受圣体与圣体圣事的深层涵义恰恰相反，因为圣体圣事正是我们庆祝在主耶稣信仰内的团结一致。况且，我们早就应该想到：出席祝圣礼仪的政府官员会做何反应？上海教区现在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值得吗？
引起反应最强烈的是在礼仪结束时马主教做的声明。他说，我们的慈母圣教会希望他全职做好上海教区的牧者，因此不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成员。对于当时参礼的教友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英雄般的宣言。他们对此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而这一幕甚至在几个月后仍然被许多的国际媒体所提及。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天主教爱国会却是眼中的至宝，他们以各种方式来维护它。马主教的宣言使出席祝圣礼仪的政府官员颜面尽失。
马主教说到：“慈母圣教会最近提醒他……”，这让很多人相信有人建议他做这样的一个声明。但这是一个高明之见吗？从严重的后果中我们便略知一二。祝圣礼之后，马主教便被立即隔离起来；佘山修院被迫关闭；师生们已经6个月没有上课了；光启社也被迫停办；修会会长被降职；担任教区领导职务的多名神父被调查，等等。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教区，拥有15万教友。我们都深深的爱戴、钦佩龚品梅枢机和众多为信仰而受迫害的“殉道者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那些重建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们。因此，我们也十分钦佩金鲁贤老主教，他将上海教区从一个破坏殆尽的状态、经过30年极其复杂的情形，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教会的模范教区。他通过担任爱国会的主席一职来克服爱国会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作为真正的牧者来管理教区，就像教会法所规定的那样。其他的一些主教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我们也一样地钦佩他们。但是现在，在马主教的晋牧礼之后，教区的领导权却落在了爱国会的手中，而这正是老主教30年来所极力避免的情形。如果马主教想要退出爱国会，他为什么不能再等几个月，之后私下地退出呢？那样才不会如此敏感，不致遭来过度的反应。
马主教成为了政府干涉主教祝圣礼的一个牺牲品，他也成为了那些策划礼仪、建议他做如此声明者的牺牲品。结果晋牧礼为上海教区成了一场灾难。我们可以推测国家的新领导层应该认识到上海教会的现状也不利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寻找积极的建议、出路，来跳出这个僵局，而不是互相批评、谩骂。我们应该建设教会，而不是去破坏她。只有如此，上海教区才有可能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那样，我们整个中国教会都会从中受益，中国政府在宗教自由方面的国际声誉也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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